这两宗案件本身不足为奇，但我们应该看到案件所预示的结果，认识到民营企业在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非常突出。
相对而言，中国民营企业在入世以前的确很有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超低成本的生产及研发、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和仿制技术的利用，但入世后这些优势都将不复存在，因为入世以后民营企业面临的对手是更加灵活的外国大企业和跨国公司，它们同样可以利用中国的这种低价的劳动力和资源，降低自己的生产经营成本；它有比中国民营企业更高效率和更科学的管理，还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做后盾。入世后的民营企业在国内原有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存在，如果参与到国际竞争问题会更多，最突出的就是知识产权的纠纷。
知识产权诉讼暗藏差距之痛
从丰田诉吉利和思科诉华为这两个案子可以反映出，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对我国主要经济领域的知识产权全面进攻，而我们的企业还没有对知识产权制度有充分的认识。
在入世之时，我们只知要履行TRIPs协议的承诺，而忽略TBT协议这一可以利用的武器；只知一致追求对驰名商标的高水平保护，而忽视了商标的使用环境和产业利益；只是制定了高于TRIPs协议的海关扣押措施，忽视了自身是生产制造大国，对于知识产权权利大国来说，其OEM（ODM）规则是不会为我们的利益制定的；我国企业更多注重短期效益，而忽视了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问题早已提到发达国家的国家战略高度，而在我国国内，还在过分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国家在知识产权法律建设上已经无可挑剔，但在知识产权政策引导和知识产权的法律培训教育方面还非常欠缺，还没有让知识产权这一制度真正为中国带来应有的利益。
据了解，日本在2002年正式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首相小泉亲自挂帅成立日本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会议，随后又发布知识产权基本法案。这标志着日本继“技术立国”之后又一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而且保护知识产权正在变成日本全社会的行动，日本不仅在国内全方位地构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而且开始在海外监督和取缔侵犯日本企业知识产权的行动，律师业也在积极行动以配合企业的知识产权“扫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