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业界对华晨产业与金融结合的走法一直颇多异议，甚至有人预言，即使没有产权的问题，华晨也可能会重蹈德隆系、中科系的覆辙。
仰融：我认为光说一个人是做金融还是做产业是在转轨过程中的一种特别的论调。在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这种论调会被吸收和消化掉。
在国外健全的金融体系环境中，金融与产业没有很清晰的划分。关键是看集团里产值和利润的份额比例。如果金融业务的产值超过产业部分，它就是以金融为主的集团。我的设想是，华晨在一个控股公司下有三块：第一，汽车部分，我有五朵金花和罗孚；第二，基础建设部分，有宁波大桥项目，我还曾想过买下金茂大厦，作为汽车业务的总部，这样更有利于在亚太地区挂“中华”的牌子；第三是金融部分，比如保险、信托。但是集团80%的产值会来自汽车。
别看我这个人胆子这么大，勇往直前，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德隆、中科都找我谈过，连合约的草稿都打好了，但我胆子没有那么大，最后也没签。我从来没有拿流通股去抵押贷款，从没有用银行的贷款去炒股票。我知道什么是红线，闯了这个红线就一发不可收。1996年苏强拿着金客的5000万资金到上海去炒股票，最后是我到上海以公司法人身份、拿着法人证书把钱追回来的。工厂就是工厂，管理人员不能涉足股票，也不能涉足资本市场，谁沾边我就把谁换走。苏强是好意拿公司的钱炒股票改善改善公司的伙食，但是怎么能这么做，万一赔了怎么办，工厂就要停厂，几万人没有饭吃。在企业里边玩金融，一定会把企业玩死。
《中国企业家》：你怎么看待苏强等四人在2003、2004年两次抛售手里的股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