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同样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一个大学教书。我的女儿是在妻子博士答辩后回国3个月生的，妻子回国前在英国所享受的包括妊娠后期专门护士定期上门检查的免费保健，与回国后在医院经历的不愉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回国后的第一次逆向文化冲击，其强度丝毫不比初去英国时小。不过，这些年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更多麻烦和忧虑的事情后，当初的烦恼已经显得并不那么难以接受。我一直被朋友认为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但我对目前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缓慢的法治建设进程、恶化的自然环境、混乱的是非观念、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失衡的社会心态等等，实际上有着深深的忧虑。
但我仍然坚信，只要我们能够在各自岗位上认真努力，我们中国人还是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我选择从事政策研究的平凡工作，但我希望通过所有人努力干好自己选择的事业，使在这一块土地上生活的占全球20%的人，能够像发达国家的公民一样过上富裕无忧的生活。我总想我的女儿在20多岁时，能够以生活在强大、富饶、文明的中国而自豪，以持一本中国护照全世界遨游而得到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