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婚，我马上就要放弃在香港对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搬到潘石屹以前住的恩济花园的院里。华尔街的工作也放弃了，我们打算自己开公司，多难啊！在保利大厦租了个小房间，我在我所有生活的选择点上都选择了一条比别人难走的路。当然也有更容易的选择，比如可以嫁个留学生，在华尔街工作的，比我职位高，年薪在１００万美元的，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才是一个幸福的选择。”
公司的总经理，潘家的“怨妇”——“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结婚以后，张欣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丈夫有太多不同之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做事风格，夫妇二人迥然不同。张欣那时感到自己的所学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倍感孤独。到后来，张欣和潘石屹几乎天天吵架，甚至演变成了斗争。
生活几乎验证了人们的预言。“我们之间好像不说‘不’就不行似的，什么都不对劲，早上起来开始吵，把私事吵到公司；下班时还吵，又把公事吵到家里。”“我和他的关系不知怎么处。一方面我们是夫妻应该互相支持，另一方面又觉得潘石屹与他那些追随者的关系要比我密切。”
１９９７年的暑假，为了躲避这种局面，张欣单独去欧洲度假，在去机场的路上，两个人又吵了起来，张欣叫停车，拿了行李头也不回打了一辆车就走了。看来，这婚姻算是彻底完了。
没有人知道张欣当时准备做什么，只是当后来谈起这桩起死回生的婚姻时，她毫不隐晦地说：“如果离婚，离开中国，我这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国人了。生活应该往前走，往回走就会有失败感。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充满好奇心的规划师，潘家的女主人——“好奇心让我获得的最大益处就是接触了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