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改制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主持人：我在年初采访海信董事长周厚健时，谈及TCL的整体上市，周总说曾经认真看过TCL的上市资料，他认为“水平很高，但是海信无法操作”。从某种程度上说，TCL的产权改革具有不可复制性，你怎么看？
李东生：TCL产权改革的全部资料在集团整体上市时，都做了非常充分的披露，整个过程是非常清晰的。是得到政府各级监管部门的认可的。
TCL产权改革的这个模式，我们曾向所有的政府监管机构汇报，他们都认为非常难得。广东省政府考察以后也认为，这种改革模式非常成功，对其他企业改革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客观地讲，现在再参考我们1997年开始的改革模式，已经是比较难了。
TCL当年3亿元的资本，盘子比较小，资产增值的幅度相对较大，对增值的资产也比较容易按比例分享。如果现在才开始做，资本的盘子就太大了，难度就会增加许多。
主持人：TCL产权改革的不可复制性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是启动时间比较早，从1997年开始；第二个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敢于尝试——近几年成功改制的样板绝大多数都在广东。
李东生：算起TCL产权改革的起点，应该是1997年之前，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间。
TCL本身不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有企业。当时我就认为，企业的体制问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企业整体改制前，TCL内部就设立了若干试点单位，第一步是从对销售系统的改制开始，在1992、1993年间，当时西安公司是第一个试点。1994年我们开始在TCL下面的二级公司进行了尝试。总体而言，效果比较明显。
主持人：国有企业在进行产权改革方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企业就在改革的进程中被政府“叫停”而前功尽弃，你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风险？
李东生：以前总说“无产阶级革命者”，正因为是无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损失，所以才必须“革命”。最大的风险在哪里？就是1997年在决定改制时我交给政府的50万元风险抵押金，最大的损失就那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