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制定了重型化战略的民间企业，应该也在重新思考“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关系。
的确，对大公司来说，如果不把国家战略考虑进去，再好的企业战略也是危险的战略。因为领先企业的战略，与其他追随者不同，必然要在政府管制和行业未来技术发展两个前提下来制定。公司越大，战略越长远，越容易和国家战略发生交叉。但是，是不是一碰到国家战略，企业战略就必然“绕道”呢？企业是不是就不能制定比国家战略更长远更坚定的战略呢？
也不见得，关键要看你对国家战略的理解与把握。平安公司的故事就向大家展现了这样一个“逆国家战略”的成功案例——
平安：1993年马明哲提出“平安走综合金融集团化的道路”，而同一年国家明确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发生正面冲突。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马明哲“扛”、“拖”、“求”，坚持自己的大金融战略，终于坚持到了国家分业监管原则松动并向国际金融混业趋势靠拢，“不太听话”的平安以大金融的完整格局在香港整体上市，“卖得贵，但卖出去了”。他在10年时间里逆“国家战略”行事，终于赢得“企业战略”的贯彻，等到了“企业战略”与“国家战略”合流。这在中国金融界恐怕是个孤例。
马明哲为什么能做到？这里面肯定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秘诀”，但起码我们可以看到一点：他领悟到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大趋势。国际金融开始从分业走向混业，全球金融巨头在以混业优势进入中国，本土金融企业怎么能有出路？基于此，他判断“分业是过渡模式”，综合金融服务才是未来方向。他坚持了，更难得的是，他坚持到了那一天。
如何努力使“国家战略”向“企业战略”合流，是这一代注定要走向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家的重大难题。20年的内向发展，致使政府和企业的目光都紧盯在本土社会，政企互动的模式，以政府为主。但是，下一个20年中国必然向外走，当年日本、韩国向外打入全球主流商业世界时所形成的“举国合力”“政商协同”格局，迟早应该也出现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