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近年来引发了众多关注的群体，这是一个被汹涌而来的口水淹没了的群体，这是一个被很多人羡慕、嫉妒乃至于仇视的群体。关于他们，我们的所知其实不多，而议论却实在不少。
他们，有一个公认的代名词——“富二代”。
这个词语不免让人想起年少多金的“纨绔子弟”。炫名车、泡美女、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事实上，大多数的媒体报道都有意无意将这两者画上了等号。比如力帆集团太子尹喜地那30多辆总价值5000多万元的名车，比如俏江南集团太子汪小菲与星女郎的绯闻等等，都是八卦新闻的猛料。
股神巴菲特对于“富二代”有一个定义，他称这些人为“幸运的精子”——他们拥有的比别人更多的财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而是因为上帝。很显然，巴菲特反对这样的幸运，他认为，权力的继承会导致权力的腐烂和衰亡，财富的继承同样如此。
一般人在新闻中看到的，只是些被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的“富二代”。现实中的他们远非大多数人所知道的那么简单。物质上的富足并不能减少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的分量，在享受财富的同时，他们面对的还有压力。
是将压力转化为动力，还是在压力中崩溃？这成为了“富二代”们能否走向成功的分野。
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算得上改革开放成果的附属品。虽正值青春年少，但在未来的十年里，随着父辈们的老去，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陆续接班，成为主流商业社会的支撑。
接盘者
要接管好企业，并非一项人事任命就可以解决的事，搞得不好将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近一段时间，新版《三国》正在热播。三国创业均为不易，而创业难、守业更难。曹操传于曹丕，尚能亦步亦趋、兢兢业业地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刘备传于刘禅，虽有诸葛亮保扶，亦成一扶不起的阿斗；孙坚传于孙策，孙策再传于孙权，不但将已经中落的家道恢复，还能拓地千里、南面称孤，可见，小到家，大到国，接对班、接好班是如何的重要。
对于许多中国当代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面临的正是“接班”问题。这其中，有些企业是属于意外接班——父亲去世，儿子临危受命，必须尽快承担起企业的重担。
2003年，海鑫钢铁的创始人、掌门人李海仓因经济纠纷不幸被人杀害，正在澳洲求学的李兆会匆匆赶回奔丧。对于家族和企业做出让他接掌公司董事长的决定，这个刚满22岁的小伙子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李兆会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我在父亲的灵前跪了一夜，想了好多好多事情，想我今后该对这个家庭尽什么样的责任，该对这个公司尽什么样的责任……我不想做这个董事长，因为我觉得自己当时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论是让我五叔、六叔还是辛书记来当，我都同意。”但是最终，家族利益决定了李兆会必须坐上父亲曾经坐过的位置。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浙江均瑶集团身上。2004年，均瑶掌门人王均瑶不幸早逝，他未满18岁，还在中学学习的长子王瀚继承他在公司40%的股权，总价值约14亿，成为均瑶集团第一大股东。因其还未成年，董事长暂由其叔王均金担任。和李兆会一样，王瀚在被人们慨叹“命好”的同时，不可能不接受外界质疑的目光：这位接班人有没有能力接好父亲的班，带领均瑶继续辉煌？
当然，意外总是少数，大多数的民企属于正常接班——打下江山的父辈到了退休年龄，需要把事业完全交给年富力强的儿女打理，自己去享受清福。有的也可能会扶上马，送一程，但最终还是会让儿女“亲政”。比如万向集团的鲁伟鼎、方太集团的茅忠群、碧桂园的杨惠妍等人。
这些“富二代”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首先是钱。例如，2007年碧桂园在香港上市，公司资产一跃达到600多亿人民币。最大股东杨国强将他名下的500多亿全部挂到了女儿杨惠妍的名下，使这个25岁的小女孩立时超越所有“江湖前辈”，成为中国当年的首富。但是，接钱不等于接班，与王瀚那时接了父亲王均瑶价值14亿的财富一样，杨惠妍只是接受了一堆数字，还谈不上继承财富。
即便是把财富继承下来，可以自由支配，那也只是使用财富，而不能创造财富。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但是，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接班，接的应该是企业，而不仅仅是钱财。只接钱，钱很快就会流失。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指的就是此种情况。而要接管好企业，并非一项人事任命就可以解决，搞得不好将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王安电脑的破产就是惨痛教训——王安电脑一度是美国最知名的华人企业，在创始人王安将CEO之位传给儿子后，由于战略失当、高管陆续离开等原因，公司最终走向破产。
鲁伟鼎和茅忠群可以算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拨“富二代”。鲁伟鼎在23岁接班的时候，社会上还没有流行“富二代”这个词。进入万向集团，鲁伟鼎先是在父亲的安排下在集团的各个岗位轮转，1992年底开始任集团副总裁，1994年出任集团总裁，5年后又到美国读书，现任集团CEO.有了如此经历，鲁伟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父辈创造了过去，经历着现在，还将继续走下去；而我们这一代是踩着他们打下的基础，沿着他们开辟的大道前进，理应走得更好、更远。”
茅忠群与其说是接班，不如说是与父亲茅理翔一起进行二次创业。那时候，茅理翔的打火机企业飞翔集团已经做到世界出口量第一，但是却因为技术含量低、竞争激烈而面临困境。正在上海交大攻读电力电子硕士的茅忠群受父亲召唤回到公司，利用自己的专业上马了抽油烟机项目。
“创业之初我就对父亲开出条件：第一，必须跳出以前，另外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第二，另起炉灶。老员工不要，亲戚不能进入；第三，关于方太方向性的决策，要由我说了算。”茅忠群如是说。为此父子俩有过争吵，毕竟茅理翔对老牌子飞翔有很深的感情，对企业中的一些亲朋故旧也抹不开面子。但后来方太的成功证明茅忠群是对的。现在，方太的主要掌舵人是茅忠群，方太已经完成了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交接。
潜伏者
智力、能力、专业都不是富二代接班的障碍，会出现问题而且是最大问题的地方应该就是两个词——经验、威望。
像鲁伟鼎、茅忠群这些人，人们已经忘了给他们标以“富二代”的标签了。因为他们已经接班完毕，成为了新一代的企业家。而中国更常见的现象是，很多80后的“富二代”们还继续“潜伏”在父辈的企业里历练，等待全面接管的时机。
在刚刚担任俏江南餐饮集团执行董事，负责集团的海外推广、设计及时尚创意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清楚汪小菲就是董事长张兰的独生子，作为母亲，张兰似乎有意在淡化这层关系，每次开会时，她都会这么说：“下面我们请汪小菲先生……”
可80后的“富二代”想保持低调是不容易的，汪小菲数百万的法拉利跑车、30万的名贵手机、一身的名牌在别人眼里已经给他贴上了标签。
汪小菲16岁就留学海外，先在法国高等经济商业学院学习设计，后又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拿到了酒店管理MBA.
原本对餐饮业一窍不通的汪小菲对于进入俏江南的原因直言不讳：“没办法啊，毕竟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没有理由离开它再重头做起。”他也的确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进入俏江南之后，慢慢发现餐饮行业并没有我之前想象中那么简单。餐饮业其实是非常有活力，也十分有潜力的行业。”
作为服务业的延伸，汪小菲斥资3亿元人民币创立了以他母亲名字命名的奢华商务会所——“兰”会所。此外，汪小菲还创建了以崇尚品质生活人士的时尚概念品牌餐厅“subu”。对于创建这两个新的餐饮品牌，汪小菲表示：“我不是为了证实什么，而是想要为公司做些事情。”
2010年企业界传出一条爆炸性传闻：宗馥莉即将接替她父亲宗庆后，成为娃哈哈集团的新一代掌门。其依据是宗庆后正在建新厂，另成体系，给女儿接班铺路。对于这样的传闻，宗庆后回应，自己在娃哈哈的股权当然会在未来传给女儿宗馥莉。但是，股权虽然代表财富所有权，却并不一定代表财富管理权和经营权。换句话说，宗庆后的回应仅仅确认了让女儿“接钱”的信息，但是“接班”呢？宗庆后不说，我们也不便妄下判断。
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像宗馥莉这样80后的“富二代”，智力、能力、专业等等都不会是接班的障碍，会出现问题而且是最大问题的地方应该就是两个词——经验、威望。宗馥莉2004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目前主管娃哈哈的童装业务。
而前段时间接班传闻甚嚣尘上的刘永好的女儿刘畅，也已经从媒体的视线中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了。据说刘永好给她定下规矩，10年内不在媒体面前曝光，良苦用心可见一斑。从这个规矩可以窥见，刘永好预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让女儿成长。
事实上，过早让“富二代”接班并不是好事，他们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在欧洲，一些由创始家族控制至少达200年的公司会成立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的成员除讨论各种战略外，还让子女“换岗”到其他家族的公司中去工作，以学习自己家族公司以外的工作经验。中国的民企是否也可以借鉴如此经验，考虑将子女送到不相关的企业中去历练2-3年，以增强抗风险、挫折的能力。
自立者
有那么一小部分“富二代”，宁愿比别人多奋斗20年也不愿意坐享其成，空手去摘父辈的果实。
“富二代”之所以被称为“富二代”，当然是因为他们有个“富爸爸”。大多数的“富二代”确实因此少奋斗了20年，甚至一辈子不用奋斗的也大有人在。可是，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富二代”，宁愿比别人多奋斗20年也不愿意坐享其成，空手去摘父辈的果实。他们下定决心自立门户，从头创业。
陈豪就是浙商“富二代”的创业代表。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超级富豪，涉足制造业、房地产等多个商业领域。可陈豪自读大学开始，就有了不依靠家庭，自主创业的想法。“我们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含着金钥匙出生，实际上我们见证了父母的成长，目睹了他们从小作坊慢慢做起来的艰辛。”陈豪说。
读大学时，陈豪用生活费开始了被父亲认为是小打小闹式的创业——一种浙江移动推出的优惠手机卡，把它卖向全国其他没有这种优惠的地区。结果这个小打小闹的生意为他赚到了第一桶金——1000万。
2007年，通过朋友引荐，陈豪认识了一位投资界的前辈，在前辈的帮助下，陈豪成为一家3000万美元天使基金的管理合伙人，正式开始投资人的生涯。
如今，陈豪建立了自己的上海拓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虽然选择创业，陈豪仍然将他的个人选择纳入到整个家族的发展战略中。“我在做的实际上也是铺路的工作，为家族将来的转型做准备。”
香港金鹰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仲尼从小就是一个喜欢“走自己的路”的孩子。他出身于香港知名的工商世家，其父陈元钜开办的“大兴纺织厂”是香港三大纺织厂之一。18岁，父亲送他到美国深造，建议他选读律师专业，可他选择了修读金融专业。本来应该继承父业的他，22岁回到香港后却找了一份不相干的工作——花旗银行初级职员，从最基层开始磨炼，4年后，陈仲尼即荣升为副总裁。
正当事业蒸蒸日上时，陈仲尼将一切重新归零，重返美国，在西北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至于原因，他说：“我做得很开心，但是觉得学识不够。”不到一年，他便拿下学位再次回到香港。并选择：不回父亲公司，另立门户。
与父辈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理念，使得很多富二代走出了另一条成功之路，使自己的事业不再局限于父辈的行业。对家族企业而言，不仅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自主创业并走上资本运营的道路，不失为其出奇制胜的一步棋。
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一大批曾在风口浪尖上搏斗、白手起家的中国企业家逐渐步入高龄阶段。任正非、刘永行这些“40后”企业家已经年近古稀，朱新礼、刘永好、梁稳根这些“50后”企业家也向着退休红线迈进。于是，他们身后留下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谁来接班？
于是，逐步登上商业舞台、即将接手企业权杖的“富二代”开始备受关注。
“富二代”是一个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崭新群体，他们拥有大多数同龄人没有的东西：金钱、家族人脉、更加有利的晋升之阶……但是，他们的责任更沉重，他们所要承担的不仅是自己的梦想和家族的期望，甚至下一个30年中国企业的升级换代，也与他们息息相关。
2009年底，江苏一位家族企业的第三代甚至因为拒绝继承家业而斩断了自己的四根手指。“中国90%的家族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原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的言论更为激烈。
家族企业如何顺利的“改朝换代”？登上商业舞台的“富二代”如何找到正确的位置？如今，这已经不仅仅是“富二代”面临的选择，而是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主流传承
中国的企业家很难有别的选择，要想让企业顺利的发展下去，还是传给孩子最安全。
主持人：中国的家族企业最好的传承方式应该是什么？
茅理翔：中国的现状是，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还不健全，信用体系也不完善。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很难有别的选择，要想让企业顺利的发展下去，还是传给孩子最安全。
美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不错，但有很多职业经理人挂帅的企业还是倒掉了，而沃尔玛、嘉吉这些家族企业却活得很好。在欧洲，优秀的家族企业更多。所以，培养孩子成为优秀的企业家是我们长辈对家族的责任，更是对社会的责任。
赵曙明：从中国现状来看，子承父业是主流，职业经理人模式恐怕还是不行。因为企业的拥有者与职业经理人的追求不一致，导致双方在长期目标和短期利益等很多方面都有冲突。这种状况下，把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风险更大。
另外，“子承父业”是中国传统。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社会呈现出的是一种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层层外推的同心圆波纹形状。人际关系的远近依血缘关系自然分明。要求家族企业把权力交给“外人”，是很难做到的。
吴晓波：“95%的子女不愿意接班”的数字恐怕是不准确的。根据我个人的了解，至少70%以上的“富二代”是愿意接班的，而且干劲十足。家族企业应该是未来中国民营企业的主流，创始人把企业传给孩子并不完全是因为对血亲的信任，这里面也有很多现实的考虑。
其实，企业传承的问题刻意被人为放大了。我认为这种传承不会出很大的问题，毕竟是优胜劣汰，能活下来的中国家族企业都很有实力。以前，原始作坊式的家族企业也许还有生存空间，但中国加入WTO之后，整个环境国际化了，公司要做大必须经过资本市场，家族企业必须转变为现代企业，规范化运营。我考察的成功的家族企业，往往是家族成员做一把手，副总裁、以及分公司的负责人都是职业经理人。土皇帝当家的企业是活不下去的。
主持人：为何有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
袁岳：实际上，做企业是很辛苦的。按照概率分析，大部分人是不适合管理企业的。所以，不可能每个“富二代”都有兴趣接班。
赵曙明：这与每个人的自我中心、凸显个性的特质有关——他们不愿意被责任束缚。而且，有的“富二代”即使不接班也已经有了足够的金钱和地位，这使他们失去了接班的动力。
茅理翔：还有些人对接班有恐惧心理，压力比较大。现代社会上对“富二代”有偏见。他们自己也觉得亏，干得好被人说成依仗老爸，干得不好名声更糟。所以，一部分人宁愿自己另起炉灶，也不愿意接班。
两代管理
第一代企业家喜欢用家里人，“富二代”更喜欢职业经理人；第一代强调个人管理，“富二代”则强调团队管理。
主持人：“富二代”们和其父辈的价值观和追求有哪些不同？
茅理翔：两代人之间的分歧很明显。首先，第一代企业家的责任感很强，把企业的价值置于个人价值之上。为了企业，他们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某些个性和兴趣。而“富二代”更多的是以自我为中心，做事的动力是希望实现个人价值，而不希望有太大压力。
第一代企业家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很清楚中国国情的现状，明白企业要顺利发展，一定要和政府、客户、上下游企业以及方方面面搞好关系。而很多“富二代”不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些特色，特别是留学回来的那一批，做事情太过张扬。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企业管理中，第一代企业家喜欢用家里人，“富二代”更喜欢职业经理人；第一代强调个人管理，“富二代”则强调团队管理。
赵曙明：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成长起来的，而“富二代”面临的则是一个国际化的环境；第一代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大多不高，是草莽英雄，而“富二代”享受的是精英式教育；第一代企业家是靠着自己的奋斗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权力，他们了解中国社会，在企业里说一不二，有冒险精神和领袖气质。而“富二代”书本知识学得多，更希望用学到的西方式理论“改造”企业；最后，第一代的生活和事业是密不可分的，他们在任何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努力维护来之不易的财富。“富二代”则希望能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在事业之外有另一种个性的生活方式。
吴晓波：“富二代”比第一代进步很多。至少，第一代做企业是为了脱贫，而“富二代”已经是有产阶级，这样，他们就会对企业有更长远的规划。
主持人：继承家族企业，或是自己创业，这两种方式哪个更容易成功？
吴晓波：守着家族企业的“富二代”，和创业的“富二代”一样，都有风险。相比没有家族背景的人，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这是他们的优势。当然，他们也背负着更大的压力。
“富二代”渴望成功，以张扬自己的价值。而相比起埋头苦干的第一代，他们更浮躁一点，容易受到诱惑，所以不少“富二代”从实业转向资本，想要快速膨胀。但是，资本运作的风险比实业更大。
茅理翔：我所接触到的 “富二代”大多数还是选择接班。有一个孩子，家里是做钢琴配件的，他到英国留学，毕业后想在英国创业。他的爸爸则急着让他回来接班。在和这个孩子的交谈中，我先分析商业模式的风险，又谈融入英国社会的难度，再谈他们家族企业平台的优势，辅之以孝敬父母的角度，最后我成功说服了他。
我认为，创业的风险比接班大，但是也有人创业做得不错。我就知道一个例子。一个孩子看到爸爸的代工企业比较落后，产品不是那么好，不想接班，想创业搞外贸，但是爸爸不同意。父子俩吵架时，儿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板都拍碎了。然后，儿子选择去别的外贸公司打工。最终，一年后，在父亲的支持下，儿子开了外贸公司，不仅把家族企业的产品出口到国外，还推销了许多家乡别的公司的产品。
其实，无论是接班还是创业，“富二代”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磨炼，才能从不谙世事的阔少，变成有担当、成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生为“富二代”，活得或许比普通孩子更累，因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在享受较为富足的生活之余，“富二代”就背负了更沉重的“成功”压力。
未来趋势
第一代往往难以放弃权力，倾向于推迟退休，这导致两代人在家族企业共事的时间更长，权力交接更复杂。
主持人：进入家族企业之后，“富二代”面临的主要困难有哪些？
赵曙明：“富二代”的第一个困难是如何继承父辈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功介入父辈的各种圈子，从而保持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延续。还有，如何树立与父辈同样高的权威，“富二代”需要获得众多元老的认可和员工的信服。第一代往往难以放弃权力，倾向于推迟退休，这导致两代人在家族企业共事的时间更长，权力交接更复杂。
茅理翔：在家族企业接班，“富二代”的第一个考验是协调与原来的家族成员、元老们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得住来自亲情的压力，甚至奶奶、外婆都可能会出来骂他。第二个考验更大，就是与父亲之间的矛盾。有时候，父亲并不开明，要孩子接班，却又不放权，这会让孩子很痛苦。
我和我儿子也有矛盾。他回来之后不愿意做旧的产品，要搞新项目，他决定搞油烟机，而我决定搞微波炉。最后，他的专业市场调研报告说服了我。我们第一代往往是拍脑袋的决策，第二代决策用的是科学。
所以我要说，身为父辈，要充分授权。
主持人：在欧美家族企业是如何传承的？
袁岳：在欧美国家，很多家族企业都没有让后代接班，而是允许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业。在西方，主流的传承模式是家族持股，职业经理人打理，其家族成员只是股权的拥有者，而不是企业的管理者。在这种模式之下，就有了“受托人”机制。身为大股东，却对企业管理毫无兴趣的家族成员会请来受托人，让他们成为董事会成员，和家族成员一起监督职业经理人。
受托人是一群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先决条件就是信誉好。他们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第一种人本身就从事商业；第二种人不是生意人，而是社会贤达，受到广泛的尊重；第三种人是家族旁支或亲戚，本身没有财产，但是受到家族信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是好几家企业的受托人。当然，受托人也可能会侵占家族的利益。西方的解决方式是建造三权分立的机制——在受托人、职业经理人之外，再引入一种力量：专业理财顾问和律师，以构成制约势力。
这种模式兼顾了家族利益和企业发展，应该是中国未来的趋势。但短期内，中国还没有太多人能成为受托人，且中国的家族企业也普遍不信任外人。所以，中国企业家应该有意识地努力建立这种机制，否则，培养“富二代”成为企业直接管理者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吴晓波：在传承方面，欧美企业之间的差别很大。欧洲的家族企业势力非常大，是因为欧洲最有竞争力的产业是传统制造业。美国在工业时代，家族企业也是主流。但在IT产业发展起来之后，像谷歌这样的公司，资产被资本市场放大了。而且，他们的历史太短，创业期都还没结束。因此，在高科技时代，企业如何传承还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