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在天道与人事之间构建的解释体系，影响深远。从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不但采纳了这一体系，而且通过天人感应，把天象与社会、自然与人事一一对应，以时令与人的行为匹配，“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浏览《吕氏春秋》开篇的三春篇，就可以看出时令与治道的配套关系。春季阳气渐盛，万物萌生，所以，春季个人需要养生，社会需要滋养生发。孟春之时，要行立春迎春的各种礼仪，要防范各种阻碍万物生长的举止，治国行令不能违反自然规则。“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同孟春相配的，是保全生命的《本生》，珍惜自身的《重己》，以平求公、不偏不倚的《贵公》和《去私》。”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同仲春相配的，是尊重生命的《贵生》，节制欲望的《情欲》，论证环境影响的《当染》，讲述治理之道的《功名》。”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同季春相配的，是颐养天年的《尽数》，反求诸己的《先己》，外求诸人的《论人》，按照天道循环治理国家的《圜道》。春季如此，夏秋冬季无不如此，有兴趣者可浏览十二纪原文。 吕不韦强调时令的意义，不是简单地遵循自然之道，而是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载：“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见，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天地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天地确定。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 在《吕氏春秋》中，天道不像老子说的那样不可捉摸，而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当赏》）这样，天道与人事就完全吻合，违反天道的人事必将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自然现象存在着种种冲突，和风细雨和暴风骤雨都是自然天道，那么，人事学说的观点差别，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从自然之道得到正当性证明。后人总以为《吕氏春秋》的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是一种缺憾，殊不知按照吕不韦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由此再进一步，就有可能为多元化思想做出辩护。然而，《吕氏春秋》未能迈出这一步，而是停留在“贵一”的大一统观念上。尽管如此，它在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些从“杂家”角度出发批评《吕氏春秋》“多所抵牾”者，恐怕是皮相之论。或许，抵牾却又并存正是天道。即便是日常生活，寒暑燥湿互相抵牾，天道正在这种抵牾之中。“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于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爱类》） 《吕氏春秋》的这种自然法思想，得到了历代王朝的重视。汉代的天人感应，实际上就是《吕氏春秋》的拓展与发挥，而且更难得的是，从皇帝到草民，人人都相信它。汉代普遍认为，如果发生旱灾，往往是奢侈过度惹的祸；如果发生水灾，往往是外戚专政造的孽；如果发生地震，往往是上天对司法不公的警示；如果发生火灾，往往是君主过于荒淫的恶果，如此等等。这种自然与人事之间的感应，要求治理国家须得到自然天道的证明。所以，后来的历代王朝，都坚持在春夏二季不用刑，因为春生夏长，用刑同生机勃勃的天道相违，而秋冬肃杀，用刑正合天道，由此才有历代“秋后问斩”的制度安排。 其他各种政策举措，都要求统治者以天道自然说明相关人事的合理性。“奉天”才可“承运”，没有天道的支持，“皇帝诏曰”也会丧失权威性。 在具体的管理操作上，《吕氏春秋》没有陷入邹衍五德始终和九州寰宇的宏大叙事，而是每一理念都要寻找经验支持。在经验的取舍上，《吕氏春秋》特别突出“适”字，即在各种矛盾的现象中间寻找最恰当的处置方式。他继承了老子“万物有对”的思维方式，不仅罗列了古今、义利、公私、大小、得失、祸福、安危、达穷、恩威、赏罚等矛盾现象，而且寻求这些矛盾现象的驾驭之道。《吕氏春秋》跳出了道家的消极适应，也不满足于儒家的执著和法家的进取，而是以相当圆通的态度，特别注重不同情境下的对应方式。国家治理没有僵化思维，一切都是恰如其分的问题。可以说，《吕氏春秋》以天道为先验准则，以情境为选择依据，开创了中国古代管理的权变学派。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修正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评价，褒之贬之，都因于此。褒之者认为它融各家为一家，“大出诸子之右”（高诱语）；贬之者认为它不过是杂货铺，“不足以成一家言”（梁启超语）。说《吕氏春秋》之长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争鸣的大总结。如许维遹在对该书做集释时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谈《吕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进历史垃圾桶，不过是因为其尚具有史料价值才保存下来。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一哲学必有其中心观念（即哲学家之见）。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贬，都与《吕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关。因此，弄清它从诸子中汲取了什么，放弃了什么，修正了什么，对于今人准确把握《吕氏春秋》的管理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很多人认为，《吕氏春秋》的基调是道家。从整体思想来看，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尤其是《吕氏春秋》的自然主义倾向，不但继承了道家，而且发展了道家。但是，《吕氏春秋》放弃了道家消极一面，它不仅要求人类顺应自然，更要求以人的自觉能动去发挥创造。而这种发挥创造则需要用自然法则来验证其合理性。例如，古代的养生学说多发源于道家，《吕氏春秋》也不例外，但是，这种养生不再是道家的那种消极回归自然，而是积极实现人为目的。“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所谓养生，就是“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本生》）。由养生到治国，事出一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并非束缚人的行为，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分辨轻重缓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断用土抇水，它就无法清澈；人生来是长寿的，但人为了物欲而劳心费神，当然折寿。物本来是养生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养物。当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轻重颠倒。一旦轻重颠倒，为君则行为悖离正道，为臣则迷乱失常，为子则狂妄忤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