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的主题 吕不韦留下的《吕氏春秋》一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商人身份和政治投机，使其无法进入思想家行列。二是《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列入杂家，人们总认为该书不过是诸子的附骥之作。然而，这两点都值得商榷。 平心而论，《吕氏春秋》的写作，吕不韦充其量只能算主编。但是，这部书的基本思想，能够反映出吕不韦的治国思路。中国历史上向来重农抑商，吕不韦的所作所为，充满了冒险和不确定性，是一场押上身家性命的豪赌，这种行为，向来不被循规蹈矩的国人看好，而且其书成后“一字千金”的炒作，更会引起以思想见长的学者反感，所以连累了《吕氏春秋》的名声。至于杂家一说，班固并未表现出贬意。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评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也就是说，班固强调，治理国家需要有这种综合各家、贯通思想的举措，但如果不知收敛而过于发散，就可能失去重心。所谓“杂”，不是拼盘，而是融合。而根据《吕氏春秋》的文本来看，这部书在战国晚期是体系结构最完整的。如果把它仅仅看作吕不韦与战国四公子争高低，与名士荀子争学术领军地位的产物，未免有些肤浅。有人认为，吕不韦相秦时，秦国一直遵循商鞅以来的法家路线，而吕不韦在一统天下的前夕，敏锐地感到法家思想在治天下方面的不足，即所谓“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也”（《慎大》），试图扭转秦国的基本国策。“一字千金”的方式，是以相国之尊、仲父之誉为公布自己的治国理念背书，从而改变秦国的单一法家路线。从这一角度看，《吕氏春秋》立显其管理思想价值。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 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吕氏春秋》的结构，是先秦诸子中独一无二的。如果进一步细究，还会发现在天地人的框架中，隐含着阴阳五行生克关系的理论体系。 从内容上看，《吕氏春秋》包括了战国诸子的各种观点，综合百家九流，泛论天地人物，涉及从自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兼收并蓄，无所不有，集战国思想之大成。然而，这种“杂”并非无序，更不混乱，蕴含着自身的内在逻辑。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赞曰，该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大体上，它是以道家思想确立其基调倾向，以无为而治作为其行为准则，以儒家的忠义观念定位价值尺度，以墨家的公正观念检校相关学说，以名家的思辨逻辑形成认知理论，以法家的操作方法提出治国方略，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总体上看《吕氏春秋》的思想，前与战国批评诸子的孟子、荀子相呼应，后与汉代淮南子、扬雄相媲美。人们一般都会看到《吕氏春秋》之“杂”，而忽略其“粹”。而吕不韦恰恰要通过综合百家，去其杂，求其粹。《吕氏春秋》有言：“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用众》）按照这种说法，诸子各派恰恰属于“杂”，就像没有纯白色的狐狸，然而人类却可以集取不同的狐狸制作出纯白色的狐裘，《吕氏春秋》就是这样萃取各家的“粹白之裘”。具体到诸子，到底萃取哪些东西，《吕氏春秋》认为，诸子各有所长，“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田）骈贵齐，阳（杨）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这十个人，都是天下名士，各有见地，然而他们的学说会互相打架。“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所以，必须把它们统一到一个体系中，“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不二》）很明显，吕不韦就要当这样一个“圣人”，通过萃取并改造各种学说，建立统一的治国理论。前人往往只看到了《吕氏春秋》中的诸子思想，而看不到《吕氏春秋》自己的思想，往往用这部书作为其他学派的证明，尤其是从中寻找那些已经失传的学派（如农家）资料，仅仅把《吕氏春秋》当作史料，所以，尽管有人把这部书提到史的高度，如梁启超认为这部书是“类书之祖”，冯友兰认为吕不韦“以其书为史”，但从对其自身思想的探寻来看，评价未免偏低。而从统一思想的角度和社会管理的角度观察，可对其形成新的认知。 凡是统一思想，必须有一个主导性思路，正如音乐先要确定调式一样，没有“主旋律”就会变成真正的杂家。《吕氏春秋》的调式是什么，一直众说纷纭。《四库提要》称其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和墨家，卢文弨认为其以墨家为宗而饰之以儒术，侯外庐、冯友兰都认为它就是杂家且没有体系，熊铁基认为它是新道家，张智彦、金春峰认为其基调还是儒家，陈奇猷认为它本质上是阴阳家，洪家义干脆提出，它不能归入《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框架，可以直接称其为政治理论著作（洪还提出可称为“吕家”）。 纵观《吕氏春秋》的内容，自然的天文地理，个人的生死荣辱，国家的体制运行，社会的秩序规范，无不涉及，以现代学科划分而论，包纳了政治、伦理、经济、教育、军事、农业、养生、音乐、语言等等。如果从学术角度观察，可以看出《吕氏春秋》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如果从管理角度观察，则能发现其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古希腊曾经诞生了自然法思想，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自然法，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而没有建立起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对应关系。《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十二纪（即月令）的来源，是上古人民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归纳。先秦的不同典籍，都对时令变化有不同角度的关注，然而，把四时变化与社会管理配套，以四时变化作为相应管理措施正当性的依据，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尽管西周时期人们就注意到了天象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然而当时人们更多的只是关注自然界的规律性或者法则性，按照《管子》所言，人们认识到了自然现象的规则性，“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管子。形势》）老子所谓的道，就是对自然给出认识论上的解释。随着时代的推移，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都试图“究天人之际”，阴阳家在这方面走得最远，为世界构建了阴阳五行逻辑体系（以邹衍最具代表性），然而，阴阳家过于偏爱“宏大叙事”，这套体系如何表现在人类身上，表现在社会领域，如何具体运用，尚待发掘。后来的《黄帝内经》侧重于这一体系在人体上的应用，而《吕氏春秋》侧重于这一体系在社会上的应用。如果说，《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学说建构了古代的医疗理论，那么就可以说，《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古代的国家与社会治理理论。荀子主张以天人之分来彰显人的主体地位，《吕氏春秋》则以天人之合来寻求社会行为的正当依据。从此开始，人的行为不再是被动地顺应时令，而是主动地实现时令。更重要的是，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国家的统治是否正当，社会的体系是否健康，都要用时令和阴阳五行关系加以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