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许多国人还将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当作市场优势，可是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发现，不但廉价劳动力一去不复返了，而且还出现大量用工缺口。春节刚刚过后，本来是一年出门打工的高峰期，但我国东南沿海的劳动力缺口再次出现，“用工荒”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的“用工荒”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甚至蔓延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甚至有向全国蔓延之势，北京作为一个用工量比较大的城市部分工厂也开始出现用工缺口。而在中西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增加，东南沿海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劳动者和企业都被推到了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劳动力缺口的背后已经不再仅仅是企业能否招到工人的问题，产业布局、薪资水平、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
在北京一些中小型工厂里，同样也缺少技术工人。
陈丽是北京大兴工业区一液压机电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春节假期还没有休完，她就被老板提前“请”到了公司，而老板之所以这么着急找她，主要的事情就是招工。这几天，陈丽一直都没有闲着，在北京一些媒体上打招聘广告，在各大网站上发招聘信息，甚至还找人在厂区周围附近张贴各种招聘信息，可是收效甚微。
“现在我们也在等，估计过了正月十五以后会好一些吧。”陈丽把希望寄托在了正月十五以后，因为很多工人都会到十五后出来打工，但是对于陈丽来说，每多等一天，公司准备扩大生产规模的计划就要推迟一天，这也是公司老板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对于这个液压机械公司，目前只有工人200多名，技术工人主要缺车工、电工和钳工，缺口达20多个，随着工厂今年准备要扩大生产，规模要扩大一倍，缺口的工人会更多。“我们的厂房都已经竣工了，只要能招到工人马上就开始培训上岗。”
而目前招到20名工人只是扩大规模中的一部分，按照公司老板的想法，借去年高效益的东风，今年要“抓住有利时机让公司再上一个档次”。但扩大生产和发展企业，最主要的资源就是人，而且是有技术能力的工人。
据陈丽介绍，他们公司主要专业从事各类液压机械、工业电气控制设备的研制生产，也是高新技术企业，集科、工、贸位一体。主要产品有液压缸、液压成套设备、标准插装锥阀系列、各类液压系统和工业电气控制系统等。现在正是公司的上升期，“我们给的待遇算是不错的了，管吃管住保底最低3000元，最高不封顶，而且我们都是计件工资。”在陈丽看来，这些不错的条件应该能找到合适的工人，但几天过去了，她还要再多贴一些招聘广告。
实际上，像陈丽所在的公司在大兴工业区还有许多，而在大兴南街工业区，也出现了用工困难。
2月18日的早晨，位于大兴南街工业区内显得非常宁静，昔日这里曾经是容纳几千人的各种服装加工厂，物流的货运汽车穿梭其中，街道也显得非常拥挤。但是这里现在却是一片冷清景象，工厂也都紧闭大门，只要有人经过，门口拴着的两只狼狗就会发出不停的叫声。
“都放假还没回来呢。”一服装加工厂工作人员说，现在厂里基本上是停产状态，平时厂里有工人一百多名，过年了大部分都回老家了，至少等到十六或十七才会返回。“有的更晚，可能要到二月份了。”
在工业区一个十字路口，宣传栏上贴满了各种招工广告，工种也有许多种，而且大都打出“急招”、“急聘”或者“高薪急招”等字样，但看者寥寥无几。
“我春节没回家，先来这看看。”一位来自湖北的彭先生告诉记者，他就在附近做小买卖，今年老婆来北京了，所以就没有回家过年。但是老家有几个亲戚正托他打听一下北京这边有没有好的工作，如果有好的就给他们介绍介绍。
彭先生说，他家在湖北孝感地区，以前出来打工的人比较多，大部分都去广东、浙江等地，也有一部分来北京、上海，但是这几年出来打工的人明显少了。“以前托我介绍工作的人很少挑，现在都比较挑剔了。”
彭先生告诉记者，他老家这两年也办了不少工厂，而且待遇比北京、上海、广东等也差不太多，因此很多人也都不愿意出来打工了。除了待遇以外，家乡很多人搞农作物也收入不少，因此出来打工的就比较少了。“现在种地免各种税，而且还能承包出去，根本就看不上打工挣的那点钱了。”
其实，彭先生的说法只是这几年南方沿海城市出现用工荒的一个缩影，缺工已经不仅仅是珠三角、长三角面临的问题了。新生代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不仅仅影响着企业的招工情况，也在逼迫着企业升级换代。此外，在“用工荒”的背后，还有许多人性化的考虑，比如留守儿童问题，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年轻化，这些80后甚至90后的打工者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无人照看，因此很多打工者宁愿守在家门口。
看到女儿的眼神，当时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挣钱再多要是没有亲情有什么用？
于新国是河南省漯河市人，他在浙江义乌一家企业做财务经理已经两年多了，也算是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但是于新国今年春节回家后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那就是辞去义乌的工作，守在家乡，守护自己的女儿。
“看到女儿的眼神，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挣钱再多要是没有亲情有什么用？”于新国说起年前的遭遇时还显得非常激动，眼泪似乎就要流出来了。虽然这两年在义乌打拼确实挣了不少钱，但在钱和亲情之间，于新国认为亲情更重要。
其实在漯河这个内陆城市，于新国原本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就是在一家银行做出纳，每月工资虽然只有不到两千元左右，但总的来说还算过得去，老婆也在一家国企上班。2008年，经一个朋友介绍，他去了浙江义乌一家公司做财务经理，月薪是8000元，而且还有各种奖金，加起来一个月最少能拿一万多元，年底年终奖也能拿一万元。此时，于新国的女儿只有两岁，为了照看女儿，妻子甚至辞去了工作。于新国满心欢喜地计划着，妻子不用上班，在家里看孩子，他在外面挣钱，想她们的时候可以多打几个电话，这样家庭不但没有什么负担，而且日子越来越好。可是两年过去了，于新国的感觉与先前相比出现了很大的反差。
“由于工作比较忙，一年只能回来一次，头一年回来的时候女儿跟我不是很亲热，当时认为孩子还小，但今年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于新国说，今年年初回家的时候，女儿已经4岁了，平时都是妈妈送她去幼儿园，但见到父亲的时候女儿却感到了某种恐惧，甚至一直躲着。刚开始，于新国以为孩子还小，可能过几天就好了，没想到过去半个月了，女儿始终不愿意搭理爸爸。“感觉女儿已经不认为我是她爸爸了，我好想就是这个家的陌生人，到现在我都能清楚记忆起当时她恐惧的眼神，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说到这里于新国长叹了一声。
于新国春节期间和妻子商量了一下，决定辞去义乌那边的工作，在家里陪陪女儿，尽量在老家这边找个工作，春节过后就去处理这个问题。“我都不敢想象，要是再多干几年，老婆也跟我陌生了。”
在外出务工的人潮中，像于新国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虽然在外面能挣到钱，但是由于老婆、孩子不在自己身边，会感到空虚，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有时候比肉体的疼痛更痛苦，这也是有许多农民工宁愿在家乡少挣些也不愿意离开爱人和孩子在外打工的原因。
“民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用工荒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新现象，一边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另一边却是企业招不到人。它暴露了我国政策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邹正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用工荒主要的根源就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不断发展，让原本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可以选择留在家乡打工。而以常规思维来看，“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所以“用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面对“招工难”，多数企业开始提高薪酬，希望尽快招到人。深圳人才大市场调查显示，71%的参会单位提供的职位薪酬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同样，在佛山、顺德，这里的劳动服务中心给出的最低工资是1500元左右，较去年有大幅的提高。企业给的工资待遇普遍增长了20%左右。“用工荒”还进一步向安徽、河南等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地蔓延。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 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今年春节后，全省企业还计划招工25万余人。
然而要付出更高的工资，提供更多的承诺，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投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宣布，从3月1日起，广东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将提高18.6%，其中广州市的标准将增至每月1300元，为目前全国最高。虽然大部分企业开出的工资早已远远高出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可是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意味着加班费和社会保险金支付基数的提高，对于企业而言同样意味着成本的大幅上涨。
一些工人在受访时表示，各地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给他们要求提高待遇以底气。此外，不断上涨的物价，也使很多打工者的薪酬预期“水涨船高”。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对生活质量要求提高，即使企业主动涨薪，仍然难以满足员工的期望值。
剖析“用工荒”背后深层原因，农民工纷纷“回流”返乡是关键。
为何用工如此紧张？从表面看，这与外贸需求复苏、一部分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致使劳动力“供不应求”有关。但连年不断的招工难、用工荒有着更深刻的原因。邹正方分析认为，这是在沿海地区近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劳动需求结构变化与供给相对不足这一矛盾的集中反映，也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导致的必然结果，还跟内地不少省市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薪资待遇提高，使农民工纷纷“回流”返乡有关。因此，随着产业调整转移进程的加快、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弱化，部分地区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将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存在。
今年的“民工荒”“招工难”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邹正方说：“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加速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也不断发展，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工业转移，长期受压抑的劳动力收入不可持续。种种迹象表明，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邹正方说，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偏好不同，他们更倾向于劳动强度不大、工作环境相对舒适的工作。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长期偏低而城市生活成本又大幅刚性上涨的情况下，对比留在家乡的同乡人的生活，重新外出的农民工纷纷要求老板涨工资已不奇怪。
此外，留守儿童也是许多农民工不愿意出来打工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对许多留守儿童来说，爸爸妈妈就是电话里的声音，长期亲情缺失，代管不力，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严重关切。“长三角、珠三角面临严重的民工荒，中西部也出现这种问题，主要是劳动力被劳动输出大省截留了，原来输出到江浙和广东的劳动力，留在本省了。”邹正方说，根据我的了解，这几年中西部开发进展比较快，一个县就有几百家服装企业。很多老板都回家乡投资，这样的话，本来劳动力有限，中西部地区也逐渐提高劳动力报酬和待遇。另外，80后90后打工者跟父辈不一样，他们对待遇和条件要求高，目前的薪金水平已经很难吸引他们。
实际上，邹正方认为，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是“用工荒”的主要原因，因为那些打工者们自己家里就有企业打工，工资差别不大。本土有很多优势，可以照顾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没必要到外地打工去了。“江浙这几年工资增长不够快。要解决这个用工荒要在产业升级、提高待遇上做文章。”
虽然出现用工荒，但对我国整个经济走势不会有太大影响。
邹正方认为，“用工荒”对我国整个经济走势不会有太大影响。他认为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个好事，因为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就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工人待遇。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转移出去，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应该重新分工。“东部地区再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已经不适合了，用工荒等于给东部地区已经敲响了警钟，这个问题其实迟早要来。”
邹正方表示，之所以说不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力主要是出口加工和贴牌，这个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因此不会对我国经济造成大的影响，现在仍要以扩大内需为基点，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
邹正方建议这个时候应该考虑如何减轻企业的负担。他认为，以目前我国的税费情况来看，减少一些税费是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些相关地区应该进一步大力扶持、发展高技术含量的第二产业及新兴的第三产业，合理吸纳、引导外来求职人员，适当满足其择岗择业要求，同时适当提高求职人员的待遇，让打工者能安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