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一次聊天中说，千万不要以为民营企业就一定有先进性。周其仁这话并非否定民营企业，而是就中国商业环境中的特殊现象有感而发。在中国能做成生意，潜规则的力量一直大于产品、服务本身的力量。强调在中国做生意的“套路”，强调在中国做生意的“国情”与“特色”——权力和资本的结合，20多年来一直是很多商人甚至企业家的信条。尽管这和越来越国际化、市场化的大势很不协调，但身在其中的人却知道，这就是现实。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的成长，伴随的就是不遗余力攀附和利用各种关系、资源、背景的历史。2002年，本刊编辑曾撰文《红顶韦尔奇》，描述的就是中国的企业家们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眼睛向外，试图适应和遵循国际规则，规范化运营自己的公司，另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国的现实商业环境使出《红顶商人》、《官场现形记》、《厚黑学》、《潜规则》中的招数辗转腾挪。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中国民营企业的起家史。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游离于体制之外或者被体制甩出来的不得志人群下海，以及体制内的国企、政府干部带着资源和社会关系从商来寻求个人价值的兑现，构成了民营企业创办者的主要阵容。近几年来产权改革又形成了一批新的民企。后两者对民营企业的力量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民营企业抓住了中国社会变革、经济转轨过程中逐渐释放出来的商业机会，从做贸易、服务，到拿批文、倒批文，到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中国大开发区、大工地“的机会(土地开发、道路、城市建设、施工材料以及城市开发带来的家电、通信、汽车业繁荣)，再转战到钢铁、电力、金融等更为关键的产业。他们必须借助于权力、资源和背景来获取体制内的缝隙机会和政策逐渐放开带来的机会。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企业被认为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GE”，不过，把”中国的GE”换成“内地的李嘉诚”，恐怕更贴切一些。
这些企业和企业家能否将过去20年的成功模式复制到下一个20年?“内地李嘉诚”的目标能否实现?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看到过去20年和未来20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巨大差异。未来20年是真正全球化的时代，这一点已无人质疑。在中国的舞台上，上述的民营企业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分子，他们善于在现实的环境中巧妙地解决问题，但对过去的成功太有感情、抛不开以往的经验、过分强调“国情”和“特色”的情结，只能成为他们下一个20年的负累。作为“中国GE”式企业的标杆，德隆其实已经开始战略转型，试图拥抱和适应新的游戏规则，为自己编织一个新的未来。一位曾经就职于德隆旗下的“海归”人士认为，德隆的很多实业操作已经非常规范和国际化，德隆并不是死于多元化扩张，而是死在战略转型的路途中。起家于金融，灭顶于金融，德隆在转型的过程中无法摆脱过去，最终被过去拖垮拖死。与过去告别是艰难的，有人预测说，中国传统的民营企业不是没有未来，但十个之中也就能出来一个，因为这是谁能脱胎换骨、提升到一个新的平台上的问题。
如果非要以“中国的某某”来定义，新兴的企业家们既成不了也不想成为“李嘉诚”，他们想做的是“中国的比尔·盖茨”。所谓新兴企业并不单指网易、盛大、新浪、搜狐这样的新经济公司，也包括比亚迪这样凭借创新而不是关系和资源获得市场认可的公司。
这批新兴的公司能够迅速被发现、被包装从而很快长大，就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新兴公司的创业者顺利完成了对接。借助国际资本的力量，创业团队得以突破了在中国做企业的最大瓶颈：钱。中国企业界的很多问题，根子上是缘于金融资源的稀缺。过去20年中仍然垄断经营的中国金融市场有着不完善、不透明的特质，而在一个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环境中，创业团队仅凭产品、服务的创新，根本就拿不到和权力、关系结合紧密的资本。在关系型社会中，企业家是需要和省长、部长吃饭才能搞定很多事情的，而怯生生的创业团队很难担此“重任”。
在全球化的大势之下，资本全球流动的大潮与具有创新价值的创业团队相遇。和国际理性资本的对接，让这些新兴的公司有可能在不发达的中国金融市场之外做体外循环，写下财富奇迹。盛大网络成名之后，一家国外风险技资商的中国区负责人批评其负责华东一带业务的下属：你身在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现盛大?这说明，在健康的商业生态中，稀缺的不是资本，而是创新，国际资本对于创新企业是处于一种追逐和追捧的状态。
中国的金融市场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如果未来20年金融资本稀缺、关系社会这两个要素都改变了，公平的市场会理性地挑选出大量的王传福、丁磊、陈天桥和大量有前途的新兴公司，市场会毫不犹豫地为稀缺的创新开出高价。那个时候，民营企业的原生代们还能把什么当作自己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