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在遭遇Citron的“空袭”之后，恒大迅速进入紧急状态。在中午休市期间，12时30分，恒大便发布第一份澄清公告，强调做空报告中的指控“乃属失实”。
下午1时30分，超过60位内地和国际投资机构的代表，参加了恒大组织的电话会议。会议由花旗银行分析师蔡金强主持，许家印与恒大所有管理层，坐镇位于广州天河区天伦大厦的恒大总部，澄清Citron报告内容并回答投资者疑问。
据一位与会者透露，当天，许家印的语气很激动，显得非常气愤，但思路仍然相当清晰。表示“连饭都没吃”的他，一开口就指责Citron：“在造谣！这是抢劫的行为！我们会动用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他断言，Citron“肯定是个皮包公司，要是按照中国以前的法律，是要枪毙的”。
对于Citron报告中对“恒大财务造假”的指控，许家印称：“一个上市公司账上有多少现金，都有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怎么会虚假？不可能！”而当被问及报告指“恒大不规范的土地收购可能导致土地被要求归还政府”时，他说：“这个报告完全是造谣。这么大的龙头企业，买地是违法的，这怎么可能呢？”
而对于恒大投入大笔资金搞足球队，纯粹是满足许家印的个人爱好，许家印除了表示“恒大做足球是对品牌价值的提升”外，也当即给出一份足球开支清单：“2010年公司足球支出1.7亿元，盈利几十万。2011年支出5个亿，亏损8000万。这些支出涵盖了球员的年薪，但有的球员是升值的，我们可能还是赚的！”
上述人士透露，在电话会议中，许家印至少七八次表示自己“气死了”，并呼吁股东一起打击造谣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会议之后，恒大股价一度反弹17%至4.2港元/股，当日的最终跌幅也收窄至11.38%.
6月22日中午12时，恒大在港交所发布了第二份长达9页的澄清公告，对Citron的指责基本进行了逐条批驳。而许家印则携管理层从广州赶到香港，参加了恒大全球投资者大会。会上，许家印痛骂：“这是和平年代的战争！他们是侵略者，是土匪，是强盗！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垮这些掠夺者，捍卫东方企业的尊严！”这句话一度广为流传，见诸各大报章。之后，包括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美银美林、摩根大通在内的十大投行相继发出研报，力挺恒大。
当然，许家印更实际的行动，是之后的“私人斥资增持恒大股份”。港交所信息显示，6月26日至28日，许家印连续3天，以每股3.956至4.066港元的价格，共增持恒大1790万股股份，出资总额近7200万港元。
“其实，恒大应该对‘被做空’已经习以为常了。”杰佛里指出，因为恒大异于常态的高速发展模式，以及许家印高调、强硬的作风，它早已成为做空机构的热门“股选”。
事实上，恒大之前已经有过“被做空”的经验。2011年年中，市场曾传闻称“恒大卖房回款缓慢、销售额难以达到目标”，因此，在二级市场上，恒大股票的“沽空比例”一度居高不下。而在回应对冲基金“做空”时，许家印当时曾留下不少金句：“我个人非常欢迎沽空，但对又沽空又造谣，我感到非常反感”：“冲基金做空加造谣，我们对这种行为恨之入骨，有机会我会报复他们”。果然，2011年7月底，恒大单日斥资约6.6亿港元，以5.58至6港元的价格，回购恒大1.1亿股股份，令股价突然抽升逾7%，创上市以来收市新高6.02港元/股。
对于许的行事风格，不少香港投资界人士在肯定其“真性情”之时，亦称“他也得罪了不少人”。
7月6日，恒大股价反弹至4.39港元/股，“距被恶意做空当日的开盘价4.48元仅有2 %的幅度”。当天，恒大方面发布信息称：“恒大股价的企稳回升并恢复到被沽空前的水平，预示着Citron及其背后的恶意做空团伙的彻底失败。”
其还称，7月5日、6日两天内，共有1.7亿股恒大股票被市场购得，可能是“此前恶意沽空恒大的团伙，正从市场回购股票进行平仓”。在恒大看来，其7月4日前往香港警局报案，“要求彻查这一利用虚假信息操纵股市、扰乱金融秩序的非法行为”，“对恶意做空团伙及其帮凶起到了震慑作用”，“同时，此前借出股票给恶意做空团伙的人，因怕受牵连，迫于巨大的压力，也在逼迫恶意做空团伙归还股票”，“现在，恶意做空团伙内部，已显现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内部矛盾重重”。不过，如前所述，Left称其已成功获利，并且“赚了不少”。
显然，在许家印看来，这是一个“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机会。而他的目标，并不仅仅是Citron和Andrew Left.
7月4日，在前往香港警局报案后，恒大地产副总裁赖立新称：“我们认为，Citron只是恶意做空团伙发布虚假信息的工具，只有一个人，基本上是一个零资产的公司，起诉这样的皮包公司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在警方捣毁这个团伙后，起诉这个团伙的所有成员。”
Citron的“软肋”
7月6日，在第一份针对恒大的负面报告发布仅15天之后，恒大股价的跌幅已收窄至2%.显然，这不会是个让Left满意的结果。
所以，他还在“收集新的材料”。之后，他可能会继续执著地发布第二份、第三份甚至更多的报告，就像他对奇虎360所做的那样。而基于此前5次的应诉经验，恒大的报案和可能随之而来的起诉，对他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困扰。
“如果他们真的起诉，我就应诉，我们一起到法院去，拿出各自的证据给法官看看。”Left说。当本刊记者问及“你希望他们在哪里起诉你”时，他称，“我希望他们这次也可以在美国起诉我，在这里，我很放心。如果在中国的话，我恐怕还得找一个国际法律师来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相信，在中国法院我可以受到公正的判决。你懂的。”说到这里，他突然大笑起来。
曾代表被做空公司起诉过Citron的律师萨沃特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美国，想要告倒Citron非常困难。在他看来，Citron等做空机构规避法律风险最重要的“绝招”就是，“利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透明”。他指出，美国的监管逻辑，非常注重信息透明公开以保护投资者和股东的权益，Citron每次被起诉，均用此作为重要辩护依据，这不但在法理上站得住脚，也很得深信“信息应自由”的法官们同情。“Citron的所有质疑，都是基于上市公司需公开的报告，甚至不需要自己去实地调查，而这反而省却了很多证明信息真实性的麻烦。”
而在香港资本市场，“证监会对做空者的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比美国还宽松”， 萨沃特指出，起诉者需要证明Citron发布了不实的、具有误导性的言论，并且，唯一的目标是诱使他人买卖或影响股价，才可以以“造市”罪名入罪。“但问题是，证明其造市的过程，极其艰难！”萨沃特说。他还指出，虽然做空机构和对冲基金联手获利，是众所周知的，但想要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的关联，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法律风险不用担忧，那么，Citron真正的“软肋”在哪里？在于它对中国特殊商业环境的不了解。
Left之前的成功，基于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美国资本市场严格的监管规则，以及，目标公司并不难以理解的商业模式（奇虎360除外）。因此，他可以从充分的、易于理解的公开信息中，找到显而易见的漏洞，并成功指控目标公司舞弊和欺诈。但这一次，在香港，他不仅进入一个全新的监管体系，而且，他还将矛头指向了一个最为特殊的中国产业。
6月22日之后，花旗银行在一份“力挺恒大”的报告中称：Citron的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在中国应该如何做生意，有一些“关于信托、政府关系、促销”等等做法，是中国地产商及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东西方在价值观上存在偏差，需要理性看待。
而谈及Citron对“许家印学历”问题的指控，香港某著名地产商的一位高层也颇不以为然：“这实在有点没事找事。Citron真的理解华人企业家的作风和我们的游戏规则吗？李嘉诚也被香港大学授予了名誉博士，它怎么不出个报告做空一下长江实业呢？”
在此前提下，2011年，恒大的“投资性物业”虽仅实现0.84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却通过“公平价值增加”贡献了31.8亿元的净利润（在113.8亿元的总体净利润中占比28%），恒大通过信托方式融资70.82亿元，却将其列入“其它借款”（在517.27亿元的借款总额中占比14%），以及，恒大通过投资足球获得“品牌价值”，都可被视为一种在中国特殊商业环境下的、不言自明的合理现象。而中国地产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动辄高达数百亿、上千亿元的存货，也并不存在跌价风险。
不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Left却偏执地回应说：“有不少人找到我，劝诫我说，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如何不懂中国企业，不懂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但我觉得，这些人的说法并不高明。”
那么，在未来的交锋中，谁将改变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