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在报道中强调，“一方面此次北京特大暴雨的确历史罕见，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市资产和人口高度集中，在基础设施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承受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也在不断增大，也就是说，同样的暴雨天气，在今天造成的影响可能要比10年前更广泛“，并劝告那些正在怒斥“官员吃喝没良心，所以城市没良心”的民众：“大幅提高管网标准不现实，重在形成蓄排结合的防治体系”。
《中国为何抗灾能力强，防灾能力弱》——环球时报决定也来分析下“为什么中国的汶川抗灾让日本的海啸赈灾相形见绌，但中国的日常防火、防震等能力又大大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呢?”
根据这篇社评的判断，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中国总体上处在‘向钱看’的阶段，挣钱过好日子是社会日常运行的潜在轴心……发达社会里的‘安全’概念，还远未在中国生根。”针对有些官员讨厌“唱高调”者、认为舆论对公共安全的大声疾呼“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形，这份人民日报子报也要宣布此乃“偏颇”之见：“舆论和公众的真实想法的确经常有距离，但注重安全无疑已是中国人各种愿望中上升最快的，也是因各种事件被强化最多的。新的民意现实已经构成了政府行动的相对充足条件，加强公共安全投入是当前中国能推得动的事。”
就算是冲锋在批评公众人物“只追求自己的舆论得分”的前线，胡锡进总编惮于“曲解”，也要删去针对北京暴雨灾害的感慨微博。那么，那些供职于京华时报的评论员们就更加需要在报格和人格、宣传指令和网络异议之间寻求平衡了。
向本市党员干部们传达了“郊区灾情重善后担子更重”的任务后，这份都市报请特约评论员华清风为密云县大城子镇镇长李建民、房山韩村河镇副镇长高大辉送行，“死得其所，他们是我们的骄傲”：“在危难时刻危险当前之时，他们又必须在位，必须身先士卒之际，他们只能面对，担着，此之谓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这就是群众需要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京报也有自家特写《“只要人在就都好办”》。根据这篇描述北京市领导慰问救灾牺牲干部和遇难群众家属的稿件，他们来到那位指挥群众转移时被洪水淹没的副镇长高大辉的遗像前鞠躬，并勉励高大辉的儿子高崧淇“有困难就写信找我，你可以写上是老高的儿子小高!”在央视镜头前，这位11岁的孩子更是表达自己对殉职父亲的崇敬：“他让我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男人!”
在北京日报的带领下，对党员干部带头作用的赞扬继续在首都的都市报和晚报上展开。市委机关报让郭金龙拉着高崧淇的手站在封面上，并把那个“最美北京人，厚德润京华”的专版用于汇聚5段事迹，向英雄们致敬。北京青年报则以房山青龙湖少年军校基地救援为例，称赞“北京整个抗险救灾体系是反应灵敏、运转灵活的。”
或许也只有在宣传官员的部署下，也只在北京本地的媒体上，那些献出生命的正面典型、那些值得总结的成功经验，才能够获得传播力度。在监管力量相对薄弱的外地媒体以及自媒体平台上的，更得到欢迎的是那些对城市管理者的无情批驳，比如通过微博转发那些用来说明救援不力、生灵涂炭的视频。
当然，也有一种对比可以用来说明官府之颟顸无能，那就是强调“公民社会”。在对北京暴雨夜众生相的总结中，一些网络意见领袖更愿意突显热心市民友爱互助的场景，并以此贬损官员们行尸走肉罔顾民生，不论是忽视排水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忽略灾情预警通知，以及没有命令机场高速停止向在深水中排队的车辆收费;而在宣传官员控制更加紧密的纸媒和门户网站上，这种“两个北京”的说法可不够政治正确，他们更愿意统一在“城市精神”的旗帜下，例如北京晨报今日那篇《暴雨见证了社会的成长》中所写道的，“自组织、传统与机制，这是支撑社会的三大力量，失去了它们的支撑，则再多的善意，也会流失殆尽。在常态环境中，社会的价值并不凸显，但在危急时刻，社会的作用如此重要，不可或缺。”
只不过，不论是“一种精神”，还是“两个北京”，似乎都忽略了“第三种人”——发灾难财的也有人民群众。或许正是为了提醒“美与丑”同在，凤凰网已经从北京日报那篇表扬房山小伙儿刘刚先救人后顾家的特写中发掘出另一段：“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开始争抢救生圈，许多老人、妇女和孩子只能无助地站在车顶。”
与齐鲁晚报在《暴雨冲刷出民间道德力量的原色》中展现的乐观不同，现代快报评论员西风痛于《道德的高地和洼地都泡在水中》：“媒体在道德赞歌的缝隙中，渐渐披露一些让人唾弃的做法：机场高速在暴雨倾盆之际仍‘一丝不苟’地收费;一些饭店趁灾涨价，住宿费达2160元一晚;在人们需要避雨时，体育馆的门关着，机关的门关着……”
道德的高地还有可能只在互联网的口水中。央视评论员王志安在微博上与反对者争论着出租车“出车加价更有利于被困在大雨中的市民”，同时勇于解剖自己：“我真心敬佩那些721当晚出去免费接送的私家车主，无比鄙视那些在微博上喊喊谁在我家附近，我可以接送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家门的人。社会风气都被这些道德伪装犯给败坏了。大家还以为北京街头处处真情，一个市民三个人抢着接呢。其实所谓的真情，绝大多数都在微博上。顶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