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迟到的战略调整

   2023-06-15 互联网2900

杨文俊时代:思想未能与时俱进

在杨文俊时代,蒙牛或许根本没有觉察到社会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消费者的消费诉求、社会伦理环境、商业环境乃至媒体环境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中粮入住之后,为何三年不介入其具体运营?这里必然有它的考虑。宁高宁不可能一来就提出一套完整的理念、模式,并组建团队,但可以肯定这三年他一直在做准备。

这次发生在义乌的经销商篡改产品生产日期的事件表明:在当下全链条竞争时代,企业如果只把握住了上游,而没有把握住下游,是绝对不行的。这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讲叫责任延伸。因此,供应链的管理一定要纳入战略组成。

蒙牛最新提出的“点滴幸福”的品牌主张,既具有非常好的概括性,也具有很好的伸缩性。比如,它给穷人带来的产品很便宜、很实惠,对于这个群体是最大的幸福。而对高端人群来说,也可以诠释为高端的品位,因为奶是一滴一滴下来的,每一滴都是责任,或者每一滴都是品质,这句标语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但目前对“点滴幸福”的价值和诠释还没有把握得足够到位,这个理念有很大的诠释空间,并且直接意味着定位的变化,首先是产品的定位,同时包括企业定位和环境定位。奶制品一定要进行清晰的产品定位区分:绝大多数人可能是消费原材料,也就是说,我喝蒙牛的目的是为了喝奶;有些是消费它的社会地位,就像喝专属的特仑苏,还有所谓的情感消费或者说是价值体验。如果绝大多数吃的是原材料的话,对于它的安全性一定要重塑,但是这个重塑既要有感性的,也要有理性的。

中粮时代:高格局定位小格局推行

在中粮时代,蒙牛的企业战略核心是信任的维护、重建和增进。对企业与产品的信任有三个层次:利益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最核心的是利益认同。这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就蕴含在产品的品质里,而三聚氰胺事件涉及的首先就是利益认同。如何获得相关方的利益认同?要让大家相信你的品质是有保证的。国家标准要求可以很低,但作为领头的企业,就是在利益认同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要高于国家标准。而且,这个标准是可逆的,借此形成更强烈的利益认同。在这个利益认同的问题上,要做根本性的文章,一定要跟产品和企业定位一致起来。

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个情感认同。让各相关方,包括消费者进来体验、观察,看你的饲料是从哪儿产的,奶是从哪儿运输过来的,加工过程是怎么样的,用的水是哪儿的??通过体验,最终在包括高端消费群体在内的全社会那里获得认可。

而想在政府部门、法律部门与国内舆论获得认可,则一定要走价值认同。价值认同就是企业认同:企业的存在不是一个企业利益,而是一个行业利益,是一个国家利益,企业是为全社会创造价值,为行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价值,为中国的环境改善创造价值。做企业一定要有更广阔的追求与境界。如果说你想考一百分,可能最后是八十分,如果想的是八十分,最后可能只得六十分。我个人认为,如果蒙牛能够在这方面做到位,有可能使品牌的负资产转为正资产。但必须让人感觉到不是你说出来的,是让人家自然地就能分析出这个东西。这就有赖于它的生态模式的重构,包括商业模式、企业归属等各个环节里,以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机制,共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此外,蒙牛的企业战略还涉及到一个周期概念(长周期、短周期或中周期)。蒙牛若定位为历代传承的永久性品牌,理应对应的是长周期的企业战略。国企身份与特性成为了长期战略的主要顾虑。中周期的顾虑可以打消,因为华润就是在老厂家的基础上,靠职业经理人承载起来的。要实现长期战略,创造一个“蒙牛时代”,是需要大智慧的。

就像福特基金会可以脱离福特汽车而独立存在一样,蒙牛也需要脱离国有企业这个壳。既然蒙牛的战略在中周期层面上没有问题,就必须在中周期时考虑长周期的事,要未雨绸缪预先做出制度安排。

刚刚上任的孙伊萍应该是一位非常有价值观的人,因为那个年代出来的人都有一个特征,往往属于价值观驱动的企业家。但是这样的人跟现实社会中的人之间往往存在很大的价值理念分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如果不能在一种机制层面上完成融合,将是执行力的最大障碍。因为土壤就是下里巴人的土壤,但是企业如果不走阳春白雪的道路是立不起来的,这就要求做到“心里看得清,眼睛看不见”—立起来了之后存于内心深处,做的时候又能抹得平。

从定位理论上,就必须按照足够的格局定位,按照在足够小的格局里推行。现在不能曲高和寡,但是没有曲高又不行,这需要真正的智慧,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国企业家一种特质,是任何国家都不会有的特质。

亡羊补牢 犹未晚也

胡左浩

仅仅用六年的时间,蒙牛就成长为中国三大乳企之一,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蒙牛是得到消费者认可的,否则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市场份额。

然而,再优秀的企业,也有栽跟斗的时候,三聚氰胺事件后,蒙牛栽了,栽得还不轻,同时宣告了其道德营销战略的破产。此后中粮介入,蒙牛迎来了最好的战略转型机遇。关于蒙牛转型,中粮当时肯定是有想法的,介于种种原因,依然延续了牛根生时代的战略作风,一拖就是三年。

直到2012年,蒙牛才真正开始了转型之路,难免晚了点。蒙牛已不再是三年前的蒙牛,市场也不再是三年前的市场,此时的蒙牛还能否顺势而为,成功实现战略转型?

置身企业界的道德高地

蒙牛飞速发展的十年,经济英雄盛行,公众对于财富的渴望,造成他们对经济英雄的盲目崇拜。聪明的企业应势而起,进行道德宣讲,蒙牛便是其中之一。

牛根生基本上就是早期蒙牛企业品牌的代言人,是蒙牛企业品牌的最大推手和塑造者。作为一个高调的企业家,他在宣传演讲中一直把自己塑造成道德比较高尚的人,其企业发展理念,“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等,曾深得消费者及企业家认同,带领蒙牛一路狂奔,成为行业龙头。

那时候,在许多消费者眼里,蒙牛是非常遵守伦理道德,非常负责任的企业。蒙牛的道德营销战略成就了其早期的发展。只是,三聚氰胺事件后,消费者意识到牛根生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其实只是一种营销手段,不再盲目信任经济英雄。甚至认为,蒙牛只注重营销,不注重质量。

高成长催生运营风险

蒙牛是不是真的只注重营销,不注重质量?并非如此,蒙牛本身是重视质量问题的,但是在其追求高成长的过程中,一些因素超出了企业的可控范围,催生了运营风险,致使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特别是21世纪初,中国的奶制品行业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企业只要有产品投入市场,销售就不成问题,赚钱很快。所以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产品尽快投放市场,如何才能做到呢?企业当然可以对自己农场出产的牛奶进行加工,这样可控性很强,质量也能够得到保证,但是这种模式投资大,见效慢。为了快速发展,蒙牛外购了一些奶牛加工厂,奶源不够就收购奶农的奶,成本很便宜,发展快速,又能赚钱,就是这样,蒙牛在追求速度的过程中忽视了质量,有些因素控制不了了。

还有一点,为了解决发展的资金问题,蒙牛引入了战略投资者——高盛,投资集团完全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最缺乏的就是社会责任。更糟糕的是,双方采用了对赌模式,如果利润达不到,蒙牛就要把股份贱卖给投资者。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投资者的对赌协议下,蒙牛被资本“绑架”,必须追求速度、规模和利益,忽视了对食品质量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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