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纠结的免费
明年起闯红灯将扣6分和驾考项目调整通告，是市场化媒体最热门的头条新闻，而评论版上的焦点议题则仍是盘点黄金周，尤其是有关高速免费政策的口水。
曾经微博抱怨自己稿件被拒的傅蔚冈，昨天已获准通过东方早报分析一番《高速拥堵与免费政策关系不大》的道理，并且有幸成为凤凰网评论频道推荐头条。只不过，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推定的路网建设过分强调“地区均衡发展”之因，毕竟有些冷门而宏观。所以，都市时报不顾京华时报昨日珠玉在前，今晨社论仍从“公共管理部门应学会‘免费管理学’”的具体技巧着手。身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也拿出攻克时艰的气魄，由评论员号召《要有解决交通拥堵的信心和智慧》：“一项福利措施在持续数年的民间吁请中、在万众瞩目中出台，社会自然会有些福利饥饿感。倘若高速免费通行成为常态，加上各种信息化手段的有效使用，老百姓何至于群涌而上?广东有关部门及车主在黄金周返程期的淡定自若，更足以说明只要引导到位、信息充分，老百姓是能够及时调整心理预期，较快适应免费‘冲击期’的。”
这种分析思路，想来团中央机关报是要感叹英雄所见略同的。曹林虽然自我检讨了陷于争论情绪中时的“尖酸刻薄”，并在昨日发表文章呼吁“我们不能失去表达快乐的能力”，但基本立场仍要坚定——中国青年报评论版头条《别用那些简单现成的答案盘点黄金周》：“高速路出现拥堵，有人就说这是免费导致的，所以要取消免费政策。首先有必要指出，这一次高速的拥堵，有媒体过度渲染的因素。因为这是第一次实施高速免费政策，有些专家预言必然导致高速拥堵，在舆论先入为主的过度关注下，很容易在‘免费’与‘拥堵’间形成一种假性因果，人为地加重了‘拥堵’的程度...... 反对免费的人，对这些复杂的原因视而不见，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免费’。有些反对者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看到哪里的高速路堵了，就无比亢奋，不管堵的原因是什么，罪名一定是免费，然后炫耀自己多有先见之明。”
广州日报亦是此意。虽然邻城晶报允许作者斥责一声《交通部：请先别忙着表功!》，但这份畅销的广州市委机关报决定采纳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昨天那句自我表扬：“高速公路免费的‘首战告捷’，至少表明，其一，以拥堵来质疑甚至否定免费政策是站不住脚的，也欠缺说服力，毕竟免费不是造成拥堵的‘罪魁祸首’，很多时候人为车祸、管理滞后才是拥堵的重要原因。因而，这对相关部门也提出了一个管理上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快速处理交通事故、疏导车流。其二，有了首战的告捷，在接下来的重大节假日免费实施过程中，就会有的放矢，未雨绸缪，以保证交通的更加顺畅，并把交通事故再大幅降低。”
如果一定要有个反面角色，路桥公司就再合适不过了。根据经济参考报昨日报道中的估算，全国收费公路减收200亿元左右，相关上市公司减利十多亿，高速公路公司高喊“亏不起”。新华每日电讯当然不能由着这些垄断暴利得益者“哭穷”，发表魏英杰的喝斥：“以‘按市场规则办事’的理由反对高速路节假日免费的路桥公司，是不是也该反思一下，其收费标准是否也遵照市场规则来制定?这种全年无休、旱涝保收的路桥收费，真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则吗......无论从收费公路的建设模式还是收费方式，都表明这并不完全是市场的产物，而是掺杂了地方发展、形象工程、刺激经济以及资本投资等多方面利益驱动的混合体。在这背景下谈市场，形同于把真空环境当作社会现实。”
甚至，为了表达《高速“亏不起”?公众都笑了》的嘲讽之意，齐鲁晚报都已经愿意承认“免费之后，车流量大增”——“如果不免费，车流量会少很多，少收入的部分自然也就不是200亿了。少赚了就是少赚了，何必说亏损?”并贡献了自己的商业思路——“就算真的在‘黄金周’期间亏损了，这又如何?高速路上车辆多了，高速可以从广告费或其他方面多赚些，也是另一种收获啊。”
那么，究竟是谁在“忽悠百姓、蒙蔽舆论”?是支持免费的“民粹主义者”，还是反对免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同立场的评论者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虽然迄今未有一份明确的出行心理调查数据，但至少返程未现拥堵的事实可以拿来为证，南方日报评论员认为这足可以表明免费理应推行。可央视评论员王志安恰恰在微博上辩称“这正体现了免费的危害”，因为错峰回家“导致人们长假的时间收益减少”。
不枉自由市场理论支持者那么喜欢财新网，比起同行们更愿意发表“免费万岁”的倾向，这家网络媒体要在首页推荐专栏作家林采宜的连串反驳：“有人说： ‘高速公路拥堵不是免费造成的，而是管理造成的。’他们忘了，面对道路这一稀缺资源的争夺，最有效的管理工具就是价格。还有人说：‘高速公路应该平时免费，节假日酌情收费。’他们忘了，拥堵就是因为公路资源满足不了公众出行的需求，供求失衡，以提高价格来抑制高峰期需求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政府财政支出有限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企业有积极性修路架桥才是解决供求矛盾的根本办法。而收费，是增加供给的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更有人说：‘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如果事事都以价格来调节，那么岂不是富人处处优先，穷人处处吃亏?’而我认为，真要帮穷人，给低收入者减税，而不是免费，免费造成的低效率和混乱伤害的是社会全体的福利，劫富但不济贫。”
人心纠结。所以，老资格的北京晚报评论部主任苏文洋也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核心似乎从来没有几个人能够清晰地表达和理解，包括我自己”：“我不是泛泛地反对高速路收费，我只是不满意在公路上设卡收费。因为设卡收费影响了道路通行速度。即使设卡不收费我也反对，是因为设卡本身这件事是与高速路建设初衷背道而驰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点常识大家都知道。修建道路、护养道路是需要资金的，这个钱由使用道路的人来掏天经地义。但是，我们要求放在加油时交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速路上不设卡收费，才能最大效率地发挥高速路的作用。”
虽然强调“不要因为有了一点问题，就想着去开倒车，想着继续设卡收费”，但恐怕这篇《公路不设卡收费是改革成果》也不一定能得到多少拥护，因为文中居然写出了“假如政府财政部门通过核算，认为现有油价中的税收还不足以养护现在的道路，也可以继续加大税收”的段落。
两相比较，还是新浪专题更能解气吧，《黄河大桥超期收费神似诈骗》：“郑州黄河公路大桥超期收费16年，多收费十几亿。尽管16年间不少在此交过买路钱的车主都愤怒了，但是从法律上还真没法认定大桥经营方诈骗，因为它不是‘人’。大桥虽然免费，质疑仍在心间，这种神似诈骗的超期收费应该给公众一个彻底的交代。”
不过，与此同时，这家老牌门户也决定重点推荐来自新京报的视点，《长假794人死于交通事故，仍应反思》：“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有些难受的伤亡数字，公众除了批评、监督公权部门的工作之外，恐怕也要多一些自省。类似占道行驶、抢道超车、变道加塞等易引发事故之举，固然要靠管理，也离不开个体习惯的养成。”
第一财经日报也刊出《长假是一份公民素质的问卷》，向驾私家车外出旅行的中产阶层者喊话：“这次大堵车是对公民素质的一次随机而严苛的演练。在这一特殊的时间段，所有置身其中的参与者，其文明水准、对公共安全的责任意识和环保意识如何，从三亚海边到高速公路上的遍地垃圾以及救援通道都塞满了车辆来看，答案无疑是清晰而尴尬的。”
批评公民素质和个体习惯，很容易招来民意反击，就像成都商报昨天《游客担不起“素养低下”的全部罪责》里那样，把矛头导向“景区管理者乃至一个地方的主政者的疏漏和懒惰”。从这个思路上来说，这份四川畅销报纸今天再来一篇《当我们谈论幸福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就很是顺理成章：“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很难用某个词汇轻易表达，比如‘幸福’，不可能道尽人生的酸甜苦辣，更难在街头随机访谈中得到答案。一个过多谈论幸福的社会是可疑的，正如一个成年人对爱情过度热衷是幼稚的。幸福如同爱情，因为太过重要，它们带给我们的感受是如此复杂私密、百转千回，不可轻言，不可妄言，不可多言。”
对央视在这个长假期间那档调查节目的解构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连最需要正襟危坐的新闻联播昨天也“将计就计”地允许调侃声公开播出。对一些早就“看穿喉舌本质”的异议者而言，这种伎俩只不过是愚民新花招。刚刚微博解禁的前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就将之讥作“年度最佳行为艺术”：“央视的提问，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问，天涯觅食的农民工不知幸福为何物，忙于生计的小市民没想过什么叫幸福。一问，问出了一肚子的苦水，一脸的沧桑;问出了时代的悲哀，国家的尴尬，民族的凄惶。一个预设答案的残忍提问，一次情感绑架、精神强奸。”
作为正式出版物，京华时报毕竟不能这样刻薄。“有媒体在大街上寻找采访对象，问‘你幸福吗’，招来一些被采访者的‘神回答’：‘我姓曾’‘我耳朵不好’。微博上一些知名大V便据此进行调侃、讥讽。有人则认为之所以引争议，乃与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角色定位有关，如果是自媒体等进行此类‘议程设置’，多半会引起平静的反思，对社会和人生的哲理思考”。引用了昨日中国青年报上的相关舆情分析后，这份北京畅销报纸用头版评论表明态度：“个体的幸福感，不能简单地与政府的民生福祉和社会的生活环境条件划等号。但是，如果民众整体上都感觉生活不错，或都认为不幸，则又必与政府和社会的因子相关。因为个体的不幸，只是个体的遭遇。倘若整体民众感到不幸，则只能说明民众的生活环境出了问题，说明政府没有尽到为民造福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