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富龙事件中,中国团队做了很好的工作。”范凯琳对中国团队的工作评价很高。她也关注到中国媒体的评价,“我们的观点是,科学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回答可以解释的,资料数据的收集需要时间。”
特富龙事件不是杜邦第一次遇到危机。在200多年的历史中,这家公司曾遇到很多考验。“现在,我们形成了一套问题管理的程序。”范凯琳说。
这套程序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事前预防。“我们力图早些发现问题,因此进行持续的监控。”在监控中,市场评论、意见领袖和政府部门的看法和想法是重点。这是一个一天24小时的预防和应对机制。一旦各地预计到问题,马上就会准备计划,上报到总部,然后启动解决问题的程序。
回到对特富龙事件的认识上,范凯琳说,一旦问题升格成为危机,公司就会正式成立一个团队来规范处理。“我们之所以有不同的人面对公众来应对特富龙事件,是因为当时在中国信息质询的需求很大量,也很急迫,采取多点的接触方式能更有效地满足媒体和公众的信息需求。同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通过不同领域的专家来提供不同层面的资讯。”范凯琳解释说,但她同时强调,不同地区的声音必须保持一致。
“你知道,最重要的还是预先发现,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事情都是有准备的,在这个传播异常迅猛的时代,你必须明白自己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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