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监狱的狱卒，同户部的库兵一样，都是最基层的财富聚敛者。其作用，有如啃食泥巴的虾米，狱卒们要靠向他的顶头上司买缺和购买平安获利。当然，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狱卒们也有可能豢养出自己的下线——牢头，从而使自己由食力（暴力）族变而为食权族。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说，牢头周鸣同逼奸女犯被狱吏姜淳侦知，周鸣同于是送给姜淳二百两银子，就不被追究。从此以后，周鸣同便成为姜淳的赚钱工具，由周鸣同拷逼囚犯，每次再给姜淳四十两银子的“规礼”。至案发时，狱吏姜淳前后共得赃银四百余两。有这么一句话“衙门里头好修行”，这并不是说旧时的衙门是个适宜做好事的地方，实在是因为衙门里吃人的道道太多太多。
只要那些口含天宪、手操王纲的家伙肯有一念之慈，便可活人一命，成就一番功德，于是他们自然就成了小百姓眼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了。
刑部的狱卒同其代理人牢头，是依仗暴力的加害能力敛财。暴力只能作用于具体的人和物，不若权力的无所不及。暴力仅有加害功能，权力则不然，权力既能加害亦能加惠，有权者，在加害的同时，又能适当地让受害者获得某种恩惠，这是纯粹的施暴者所无法给予的，所以受害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
文徵明的曾孙文秉所著的《烈皇小识》中便有这样一个案例：崇祯十五年，江苏和安徽两省大旱，从春天到夏天未曾下过一滴雨，正是民不聊生的非常时期，而官吏们勒索如常，所有的知县中尤以长州的叶承光最为严酷，借救灾之名，勒索富户，送礼的就免于摊派。有朋友替叶承光担忧，以为赶上天旱民蔽，他们这些当官的，纵是有如来佛的本领，也是无处下箸。其实，大可不必作杞人之忧，这中间的道理，正如叶知县那句全无心肝的回话一样——“幸好来了个荒年。”
当官吏们以赈灾的名义，摊派到富户头上，要钱要米，正是所谓的责之所在，岂是能逃脱得了的？如果真要敢推脱，那么，所有的脏水都会泼向推托的人，官吏们打着顺应民意的幌子，自可堂而皇之地回过头来吃大户，如此一来，富户们想不破财都难。要是不推脱，又不知道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无底洞，还是免不了得破财。于是聪明的富户除了捐点钱物做做样子，便是用钱来取得官吏们的谅解。在这里，赈灾无疑是官吏们的障眼法，借机勒索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至于被勒索的富户，不但不敢说，还得千方百计为官吏们遮瞒，因为这事要是传出去，当官的固然倒霉，被勒索的富户，也少不得再受灾民们的一番声讨。这对富户们来说，绝非好事，官吏们正是算准了这一切，才得以恣行无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