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学界和学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外来的，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的原创性理论。因为中国历来不是一个以理论思维见长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传统决定了我们的特点在于强调实用性，务实不务虚，这就难免在使我们在理论方面往往缺乏原创性。即使是外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不能照搬、照用，而要经过一个“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化”过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就市场营销界而言，“定位理论”在美国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普遍原理”。2001年，在美国营销协会举办的对20世纪营销理论的评比中，“定位理论”一举超过了瑞夫斯的USP理论[1]、大卫·奥格威的形象理论[2]以及麦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3]甚至菲利普·科特勒构架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4]，最终被确定为“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5]
但是，这一观念来到中国，是否可以不经过“本土化”就能同样发生巨大作用呢？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广告界和营销界，我们看到的都是对“定位理论”引经据典地学习和引用，尚未看到任何以同样理论的方式对“定位理论”进行批判、修订和超越的。
对此，我们要问的是：“定位理论”在中国广告界和营销界的“本土化”过程中是否发生过“误读”和“变异”？在中国这样一个迥异于美国的市场营销背景下，“定位理论”需要做怎样的超越，才能由“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提升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有史以来对中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
本文将对“定位理论”这一“有史以来对美国营销影响最大的观念”进行批评，并探析它在本土化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发的误读和变异，最终的目的在于对这一理论进行超越和提升，从而形成真正适应中国营销特点的、真正具有中国本土原创性的理论体系。
“品牌印记”与“目标广告”——“占位”与“定位”的辨析
1969年，两个年轻的广告人艾•里斯(AlRies)和杰克•特劳特(JackTrout)在美国《产业行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定位是人们在如今的仿效主义市场上所玩的》的文章，指出“广告创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麦迪逊大道上流行的新把戏是定位。”。随后二人围绕“定位理论”又发表了一系列的阐释性文章。在此基础上，里斯和特劳特又对“定位理论”进行了十年的修正和完善，最终归结为一本专著《定位》[6]，于1981年正式出版。
《定位》一书是对“定位理论”的最典型的阐释。“定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广告。里斯和特劳特认为：“心理研究对于理解大脑运行机制非常有用。广告就是‘实践中的心理学’”。[6]（P10）在当今这个传播过多的社会中，人们的大脑已经被层层叠叠的信息弄的混乱不堪，在定位理论看来，“要想穿过预期客户头脑通道上堵赛的交通，你必须使用一种过分简单的方法，”[6]（P15）这种“过分简单的方法”就是“争当第一”。[6]（P21）
“定位理论”一向被看成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广告理论，但是“定位理论”对人的心理的研究还仅限于信息传播层面，也就是还停留在“到达——记忆”的层面。“定位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在传播过多的社会中让信息树立进入人的大脑，并在大脑中占据一个牢固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