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0日，中国入世满五周年，过渡期结束。对此CCTV的经济频道还作了场面很大的一个专题报道。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入世满五周年,标志着中国开放大局的基本成型。
不过，这件事的意义还不单单是这一点。
按我的观察看，2006年12月10日的到来，不仅标志着开放大局基本成型,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而且标志着另外一个新阶段的开始：社会改革亟待跟进,从2007年开始的“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十年,应该是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要特征的新历史阶段。
回顾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程，总体而言，在开放和改革两者的进程中，开放在大多数时间里走在改革的前面。欢迎外商来投资，从“三来一补”，到“两头在外”;从经济特区，到开放城市;从优惠税收，到优惠地价;从改善投资基础设施，到提升服务软环境;从“昆山的马路”，到“吴江的速度”，开放之花绽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为什么开放的步伐比较容易迈开?因为开放对现状的现实改变,相对较小。说得白一点,就是比较容易做。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方面的改革，也同步不断深化推进：允许农民包产到户从而解决农村问题;创办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创办中信等四大窗口改革试点公司;鼓励老百姓办民营企业，鼓励老百姓炒股票;放开工业领域的行业，从二轻系统，到一轻系统;从纺织工业，到机械工业;从电子工业，到交通行业。从某种意义上，逐渐兴起的民营企业，加上不断增加的外资企业，承接了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和停产破产之下所流向社会的大量人员，从而基本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客观地讲，经济领域的改革基本上和对外开放保持同步，总体上是相对平衡和平稳的。
但改革不仅仅是需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无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和政治关系的角度，或者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角度，开放的中国，客观上要求除了经济之外的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也要同步进行社会改革。
建设“创新型”社会要求的科技、教育、法律环境和”成本领先型”的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能通过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来全面解决。解决未来经济问题的钥匙，要从经济领域之外去寻找。
可以说：“创新诚可贵，价更高;若无法制保，两者皆会抛。”
一个大国的崛起，技术专利的引进和模仿，都是相对容易的;体系的消化和再造，也还不太难;但一个社会的和法制文化的形成，则是非经几代人的努力而难言成功。所以，早开始，早动手，早经历，早完成。
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体现在经济上解决了全人类大约五分之一人口的小康，还要体现在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全体国民对全人类的贡献，是社会精神文化层面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被尊重。
但看看我们社会上还存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看看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看看越来越严重的地区差别和贫富不均,看看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房子,教育和医疗,离这个目标，好像有点远。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呼唤,是时代的呼唤。
如果能在2016年回过头来看2007-2016这十年社会改革的进步的时候，如同我们现在2006年回过头来看1997-2006这十年经济改革的巨大进步一样，那么，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全面社会改革初步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