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危机后依然屹立 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突然降临，并迅速蔓延整个亚洲，受其影响最大的东南亚经济几乎陷入了绝境。而林绍良所面临的更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其中既有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也有社会政治的激流暗涌，还有竞争对手的落井下石，明争暗斗、趁火打劫，凡是能想象到的困难，都在此时重重压来。
一方面，因为企业集团规模庞大，业务遍布风波所及之处，而且贷款基本上是美金，应收账款却是印尼盾等当时跌值最快的东南亚货币，因此，林绍良集团的资金严重缩水，损失惨重。 而另一方面，饱受冲击的印尼经济，激化了国内潜伏已久的各种矛盾，经济危机迅速演变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1998年 5月，印尼爆发了旨在推翻苏哈托独裁统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权的苏哈托倒台了，其家族财产面临清算，与之相关的企业也受到了牵连，与苏哈托保持了近半个世纪亲密关系的林绍良和他的企业集团自然首当其冲地被置于风口浪尖，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 苏哈托下台仅仅几天，印尼的紧张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林绍良的压力丝毫未减。由于苏哈托的两个子女在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 30％的股份，导致了“中亚银行”的存款挤提。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中亚银行”分行门前，前去提款的人每天都是大排长龙，“中亚银行”在十多天中存款流失约 11.5亿美元。鉴于“中亚银行”的规模及重要性，曾有四家私营银行想协助其解决大量存户的提款问题，最后终因“负担沉重”而放弃。最终，凝结着林绍良最大心血的“中亚银行”被收归国有。 印尼的金融危机和苏哈托的下台，不仅只关系到林绍良涉足的银行业，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三林集团主要的企业都由赢利转为亏损，其中“印尼水泥公司”外债达 8亿美元，“印尼食品公司”外债更是达到了 10亿美元之巨，林绍良不得不将许多资金调离印尼。 为了清偿政府 9亿美元的债务，林绍良将印尼的三个最大的企业--世界最大的方便面食品企业“印多福”、亚洲最大的水泥厂“印多水泥”和汽车工业“印多汽车”一一出卖。其中“印多水泥”和“印多汽车”被政府转售给外资，“印多福”则由第一太平集团动用 6.5亿美元出面收购 40％的股份，控制权仍然在林氏家族手上。对于此时的林绍良来说，最大的期望就是企业能生存下来，至于发展壮大企业，已经不敢再去想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林绍良的企业集团陷入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之时，骚动的印尼又发生了恶性排华事件。林绍良作为印尼华商领袖，自然成为了被攻击的头号目标，暴徒不仅大肆抢劫其分布在印尼各地的银行及公司的现金与财产，还放火焚烧了他位于雅加达的私人宅邸，其中，停在宅邸内的五辆汽车被彻底烧毁，一些重要的企业文件和家庭生活照片亦遭到毁坏，林绍良个人的大幅彩色画像也被暴徒抢去损毁。他的城市酒店更是被烧得面目全非。 当时正在美国治疗眼疾的林绍良得知此消息后，大为震惊，一时间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银行的钱都拿走了，家族资产被拿出来登记。对于少年创业，在商海中打拼近 70年，已是耄耋老人的林绍良来说，这是他人生中面临的最大难关。 然而，经历过战火与硝烟洗礼的林绍良并没有因此放弃。那时候，他的企业集团在全球拥有员工 62万人，单在印尼本土就多达 22万人，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不说，这么多人失去饭碗，将会是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 波诡云谲之间，原本已经逐渐淡出企业管理层的林绍良拍案而起，年过 80的他宝刀不老，以必胜之信念，重披战袍，再战江湖。有时候，人无法抵抗自然规律的袭击，也无法扭转大势所趋，但是，危机面前，坚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却能带给人转危为安的希望。 林绍良坚信自己能够度过难关，因为他有着虔诚的信仰，那就是诸善奉行必得上苍厚爱，一生行善无数的他重新开始集合众人之力重整河山。这期间，他率领着家族成员及企业老臣，精心谋划，审时度势，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舍得”大战：尽可能通过“舍弃”（出售）具有较高市场价值，但风险系数大，或者非核心产业的资产与业务，以换来资本、时间与政策环境，偿还企业的债务，进而“得到”（保存）公司核心企业与产业（如三林集团）的稳定和发展。而已经担负起集团重任的他的子女们更是为父分忧，全力以赴，共商企业的复兴大计，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这个时候向林绍良伸出援手。 古人云，得道多助，林绍良最终跨越了这道人生大坎，在狂风暴雨中平稳着陆。
走出阴霾的三林集团仍然继续雄居亚洲主要多元化企业集团之列，并且在经过一翻整合后，显现出新的、更旺盛的生命力。 在印尼，三林集团拥有全球最大的方便面厂，占印尼 80％的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面粉厂，年销售量达 350万吨；拥有印尼最大的电视台和 100多家涉及软包装、水泥、汽车、航运业、保险金融业、房地产、电信业的工厂及公司，而且是肯德基在印尼的特许经销商，拥有近 200家肯德基连锁店，其旗下的养猪场，亦供应着新加坡猪肉消耗量的 90％。 在印尼之外，三林集团在新加坡拥有新加坡最大的面包厂；在菲律宾拥有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的主要股权；在澳大利亚，三林集团也管理着涉及化学工业、农业畜牧等业务的多间公司。 此后，林氏集团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海外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某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曾经有人说过：什么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经历九死一生之后，还能活下来。按此而论，经历了那场几乎称得上是灭顶之灾之后，依然绝地逢生，重整江山的林绍良以及他所建立的商业帝国，无疑是真正的成功者！
难忘故土，守望祖国
作为一个难忘故土的华人，林绍良的中国情结始终如一，早在 1981年，林绍良旗下的太平洋集团就在中国大陆设立鞋厂。即使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政治危机等多重打击之后，林绍良投资内地的热情依旧不减，在他的老家福清，当地的工厂、学校及旅馆，都有林绍良的投资，其累计投资金额已超过 1亿美元。 林绍良还和自己的同乡，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印尼富商林文镜一起在家乡福清建起了一座占地达 5000公顷的工业园，为了纪念他们二人的父亲林元载和林洪宽，这座工业园被命名为“元洪工业园”。如今这座工业园已经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向政府缴纳了大量的税收，为促进福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绍良的创业是以支持印尼民族独立战争开始的，他也因此得以结交了苏哈托等一大批军方的高级将领，而这些高级将领在战争结束后又长期统治着印尼。特别是林绍良与长期担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私交甚密，二人常常在一起会谈商讨印尼的国家经济发展大计，这也为他选择投资方向提供了很多难得的机会。他是印尼商界中唯一可以自由进出苏哈托私人住所及总统府的人，而且军方还向他提供一个全职的贴身保镖，林绍良在雅加达近郊的住所也长期受到官方的保护。可以说，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为林绍良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对他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但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扎根印尼，立足于国计民生，适应国民经济需要，为政府排忧解难，则是林绍良恪守的一个经营思想，也是他获得印尼政府支持的前提，同时也是他赚取大量利润的强有力保证，而林氏企业集团的发展也几乎见证了印尼战后经济的发展轨迹。林绍良为印尼工业填补了多项空白，为印尼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应民族经济之所需，补民族经济之所缺”的作用，因此，也自然赢得了普通印尼民众的认同与尊敬。 政府的支持、民众的认同，这些都只是林绍良事业成功的客观因素，林绍良自身大企业家的眼光、个人不懈的奋斗以及他对机遇的把握，面对困难与危机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雄才大略才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人的创业，一半靠机遇，一半则靠个人奋斗”，这也正是他事业成功的真实写照。 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林绍良却是个天生的商业奇才。林绍良曾说：“生意成功的秘诀，是要为顾客服务，赢得顾客的信任。”他还说：“商场如战场，掌握市场信息，对于经营者来说必不可少。”林绍良善于摸清市场的变化，改变经营方针，他能“从大处着手，考虑周全并深入到细节”，绝不贸然投资、鲁莽行事，拥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魄与才干。 此外，林绍良也十分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林绍良曾十分感慨地说：“我所学不多，本无力量经营如此庞大的企业，现今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善于选择共事的伙伴。 ” 可以说，在林绍良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华商所拥有的一切美德：诚信、勤勉、朴素、感恩、勇于挑战、不怕失败、坚忍不拔、奋斗不懈。 而今，林绍良已经年逾九旬，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岁月和 70年的商海沉浮之后，他更加期待的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听一听久违的乡音，吃一吃家乡的地瓜稀饭…
第三章 “经营之神”王永庆
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物，他出身贫苦、身材瘦小，学历不高，却依靠自己的勤勉与智慧，白手起家，开创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拥有一兆四千亿（台币）的庞大的商业帝国。
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首屈一指的亿万富豪，从不识“塑料”二字的“门外汉”到赫赫有名的塑料博士、“世界塑胶大王”。王永庆，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寒门子弟，以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带领着台塑实业，在台湾产业领域推动合理化管理，使其从一家几度濒临倒闭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塑胶王国”，成为台湾企业的卓越典范。
今天，王永庆这个名字和台塑这艘超级战舰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的力量记忆，代表着一种坚毅的奋斗精神和强大的道德力量。而他的奋斗历程绝对称得上是一部“闯”与“创”的传奇，就连一向骄傲挑剔的日本人也由衷地对他心生敬畏，把他与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相提并论，尊称其为华人的“经营之神”。
走出去，外面是片天
1917年 1月 8日，王永庆出生在台湾台北县新店直潭的一户贫苦的茶农家里。他的祖籍是著名的茶乡福建安溪。清朝末年，清政府闭关锁国、腐败无能，国力江河日下，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福建沿海一带的一些农民、小生产者眼看着生活无以为继，只得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王永庆的曾祖父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后来，王家人便定居在直潭，世代以种茶为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着。
由于茶树生长周期的原因，茶农们一年大约只有半年的时间（春季到秋季）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其余时间就只能赋闲在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因此，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王永庆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出外捡煤块、木柴，以便能换取点零钱，贴补家用。但是，还是免不了忍饥挨饿。有时实在饿极了，就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能分到一小碗甘薯粥，在王永庆看来就像是过年一样。 王永庆七岁那年，父母实在不忍心让他失学，就拿出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积蓄，把他送进乡里的学校去念书。那时候，学校离家有十公里的路程，王永庆每天必须天不亮就起床，先去挑几趟水，把家中的大水缸灌满，然后步行去上学。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是穿着漂亮的新衣服，而王永庆却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他的裤子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着“中美合作”的字样；用来阻挡烈日风雨的草帽早已破了好几个洞，可还是舍不得扔掉；没有书包，母亲便把两块破布拼接起来给他装书本；仅有的鞋子磨破了，他就干脆赤着双脚在泥泞的山路上奔走！ 每天放学后，王永庆还要扛着一袋 50斤重的饲料回家喂猪。 50斤的重量，对于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堪重负。王永庆几乎每走几百米的距离，就换一下肩膀，等到他回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双肩红肿，大汗淋漓了。 王永庆 9岁那年，家中的顶梁柱--父亲王长庚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瘦弱的肩上。王永庆看到母亲日夜不停地操劳，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挑水、担柴、洗衣、做饭、养鸡、养鹅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 除此以外，王永庆还找了一份帮人放牛的工作，一个月赚 5毛钱，一来可以交学费，二来也能够贴补家用。就这样，他勉强读到小学毕业，便被迫告别了学校，到茶园做了一名小杂工。 值得庆幸的是，王永庆有一位睿智开明的祖父，在祖父的教导和影响下，王永庆学会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其实，王家初到台湾时曾经有过一段算得上小康的日子，王永庆的祖父王添泉因此得以成为直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中过秀才的他，还曾在当地开了间私塾，颇受人尊敬。尽管私塾先生的身份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书香气息，却对改善家庭经济没有多大帮助。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和普及，王家私塾再也无力支撑，最终关闭。从此，只能靠种茶作为唯一营生的王家人，日子过得越来越清苦。 王永庆并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他总是思考着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开创一片新天地，他暗自为自己定下了人生的目标。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走出直潭，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去闯荡一番。 可是，当王永庆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和家人时，除了祖父王添泉，没有人支持他的想法。一天，王添泉把全家人聚集到一起，对他们说：“种茶人为了让茶树发育良好，常常要一根根地清除掉茶树周围的杂草，可是我们这里常年多雨，土壤经过长时间的冲刷，加上没有植被的保护，导致了土壤的大量流失，这片茶山迟早会变成废山。所以，我们要是一辈子、一代代都靠种茶为生，永远都不会有出路的。长庚辛苦了一辈子，也没能让你们过好日子，倒是把自己折腾了一身的病。阿庆是读过书的人，我也不希望他一辈子困在这里，走上一代人的老路，还是让他到外边的世界闯一闯吧，说不定能闯荡出一些名堂来！ ” 祖父的这番话深深地敲击着王永庆的内心，也更坚定了他出外闯荡的决心。这一年，刚满 15岁的王永庆，怀揣着家人东拼西凑来的一点盘缠，独自踏上了谋生的道路。在他的心中，有一条康庄大道在等待着他，虽然要经历一番艰难险阻才能到达，但是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就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王永庆一路上风餐露宿，风雨兼程，来到了位于台湾南部的嘉义县。日据时代的嘉义是台湾的商业重镇，更是米谷的集散地，嘉南平原生产的粮食集中于此，南输北送，使这里成为了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在这里，王永庆开始了他闯荡天下的生涯。创意营销，小米店开始的第一桶金 初到嘉义，机灵聪慧、又能识文断字的王永庆顺利地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米店谋得了一份学徒工作，管吃管住，每月 40元的工钱。 虽然工钱并不多，但是能够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也不至于挨饿，还能够学到些实用的技能，王永庆觉得非常幸运。而且，白花花的米饭对自己来说，曾经是最为奢侈的食物，而今后竟能与它终日为伍，一想到这些，王永庆便感到兴奋不已，也倍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在日本老板的严格要求下，王永庆每天都起早贪黑，跑前跑后，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深得老板的赏识和信任，逐渐由一个后堂的杂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前堂店员。 不过，王永庆却没有安于现状。他一边暗中用心观察、学习老板经营米店的诀窍，一边省吃俭用筹措资金，勾画着自己做米店老板的美梦。 一年以后，年仅 16岁的王永庆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创业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米店。 当时，小小的嘉义，米店林立，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年轻气盛的王永庆不知深浅，贸然投身此行，前景很不乐观。因为之前当学徒和店员挣来的钱大多都寄回家去给父亲治病了，所以，他手头的全部资金只有东挪西凑来的 200元钱，这只够他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承租一个小得可怜的铺面。此时，他的两个年幼的弟弟也从直潭赶来，帮助他打理米店。 由于米店规模小，地处偏僻，又缺乏知名度，比起那些经营多年、颇具规模的老字号大米店，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因此，在米店新开张的那段日子，任凭王永庆如何费力叫卖，生意仍然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一连过了好几天，王永庆的米店一笔订单也没有达成，这让他苦恼不已，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那些大米店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自己店里却连一个顾客的影子都看不到呢？ 经过细心观察，王永庆发现，原来那些规模较大的老字号米店不但能做自己无法做到的大宗买卖，还兼做零售，且拥有一些固定的顾客群，这些顾客总是习惯地去这些大米店或离家近的米店买米，这样一来这些大大米店就抢占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而小米店的生意本来就鲜少有人关照，他的这个地处偏僻的“弹丸”小店就更是无人问津了。 无奈之下，王永庆决定背着大米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可是一天下来，人累得筋疲力尽不说，大米也没卖出去多少。因为大米不像其他的生活用品，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是每月定时买好大米，放在家里，谁家也不会真的等到没米吃了才跑去买米。所以，遇到上门推销大米的王永庆，人家都以家中尚有余粮而拒绝。
坐地卖粮没有效果，上门推销又不见成效，这让王永庆头疼不已。他感到，要想打开销路，在市场立足，自己就必须要有别家米店没做或做不到的优势才行。可是，该从哪里入手呢？ 正当王永庆一筹莫展时，一位邻居上门来买米，见王永庆放在角落里的一袋米十分干净，一点秕糠、沙子都没有，于是指着这袋米说：“这袋米看起来很干净啊，我就要这袋了。 ”
王永庆笑道：“这袋当然好啦，我们把秕糠、沙子都挑了出来，准备留着自己吃的。 ”
“如果你把所有的米都弄成像给自己吃的米一样，还愁生意不好吗？ ”邻居的一句话，让王永庆豁然开朗！ 20世纪 30年代的台湾，稻米的收割和加工技术还很落后和粗糙，农民基本还处于手工作业的状态，稻谷收割后都是铺在马路上晒干后再脱粒，因此大米里有不少秕糠、沙粒、小石子等杂物。人们在做饭前要反复淘洗，非常麻烦。但是这种现象很普遍，无论买家还是卖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王永庆想起了祖父曾说过的一句古训：“不惜钱者有人爱，不惜力者有人敬。”他没有那么多钱，唯一能做的是不吝惜时间和力气。“如果我卖的米都像是给自己吃的一样没有秕糠、沙粒，是最干净的，顾客买回家后也不用那么费力去淘米，那么大家也就都愿意来买我的米了！”于是，王永庆决定从提高米的质量上入手，以此打开销路。 说干就干，王永庆带领两个弟弟一齐动手，不辞辛苦，不怕麻烦，一点点将夹杂在大米里的秕糠、沙粒统统清理干净，然后再出售，这样一来，他店里的米质比起其他米店要高一个档次。一传十、十传百，王永庆的米店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三兄弟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地处理顾客的订单，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从这件事上，王永庆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要当成是做给自己的，只有把顾客放到自己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做得更好，而唬弄顾客也就等于唬弄了自己。 有一天，一位主妇慕名来到他的店里买米，原本打算买三斗，却因为太重提不动，便想改买一斗，王永庆就主动帮这位主妇把三斗米提回家。王永庆心想，顾客都是自己来买米，再自己提回去，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者体力单薄的妇女来说，真的是大大的不便了。而且年轻人整天忙于生计，工作时间很长，很少能抽出时间来买米，所以买米事情大多是落在这些老人和妇女身上。 于是，王永庆一改其他米店的传统，提供“送米到府”的配送服务。无论天气好坏，无论路程远近，只要顾客一声召唤，他立即免费送米到户。
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王永庆忙完店里的活儿，已是深夜。他迷迷糊糊地刚睡着，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嘉义火车站对面一家客栈的小伙计。小伙计说客栈来了几位客人，还没吃饭，刚巧厨房没米了，请王永庆帮忙送一斗米。当时，卖米的利润极其微薄，一斗米只能赚一分钱。从心情上来说，王永庆不愿冒着这么大的雨赚这一分钱，但为了维护自己米店的信誉，他二话没说，量了一斗米，披上一条麻袋当雨具，将米送到了客栈。等他回到家时，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自从王永庆提供了送货到府的服务之后，他的米店生意开始蒸蒸日上，王永庆又添购了运输工具，这样就可以同时多送几家，减少在路上消耗的时间。 当时并无送货上门一说，王永庆的这一做法可谓创举。即便是在今天，送货上门充其量也只是将货物送到客户家里，或根据需要放到相应的位置。而王永庆给顾客送米，却并非送到就算，他会细心地为顾客擦洗米缸，再将米倒进米缸里。如果米缸里还有陈米，他就将陈米倒出来，然后将新米倒进去，再将陈米放在上层。这样，陈米就不至于因陈放过久而变质。这个小小的举动令顾客们深受感动，铁了心专买王永庆的米。 每次给新顾客送米，王永庆都会在本子上细心记下这家的米缸容量，有多少人吃饭，几个大人、几个孩子，每个人的饭量如何，据此估计这户人家下次买米的大概时间。到时候，不等顾客上门，他就主动将相应分量的米送过去。这样一来，不但这家顾客可以无断米之忧，而且他可以确保顾客不会因为断米而临时转向其他米店买米，也就留住了自己的顾客群。 由于嘉义大多数家庭都靠做工谋生，收入微薄，许多家庭还未到发薪日就已经囊中羞涩。主动送米上门，如果马上收钱，碰上顾客手头紧，一时拿不出钱来，会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因此，每次送米，王永庆并不急于收钱。他把所有的顾客按发薪日期分门别类，登记在册，等顾客领了薪水，再去上门收米款，极大地方便了顾客，因此，每次收钱都十分顺利，从来没有拖欠的现象。就这样日积月累，王永庆亲手建立了一套十分明晰的客户档案，这在当时又是一大创举！ 由于王永庆精细、务实的服务，他的米店在嘉义的口碑越来越好，他个人的名气也越传越大，整个嘉义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心细如发、处处替顾客着想的少年老板，他的生意也自然越来越红火，由起初一天卖不到 12斗米，到后来一天能卖上百斗米。 凭借着几年的资本积累和客户积累，王永庆因势利导，把卖米赚来的钱往上游发展，在最繁华热闹的地段租了一处比原来大好几倍的房子，临街的一间用做店面，继续卖米，里间用来做碾米车间，碾出来的米，一部分用作自己的米店销售，另一部分卖给其他米店，这时的王永庆，已不仅是米店小老板，而是拥有碾米厂的小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