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老纪授意派出去的几路人马都无功而返。 想想看，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有多少人盯着！而我们，一家规模不大不小的民营企业，在这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里算老几？老纪给我打气：“凡人都得吃五谷杂粮，都有七情六欲，苍蝇还叮无缝的鸡蛋呢！”他说看他一个亲戚能否帮上忙。“做这一套最大的学问是不着痕迹，每一个环节都要干净利落。”他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关系学”。这堂“课”最直接的后果是我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一笔不菲的报酬，间接收获是我大开眼界，也大为震惊。
我在国外读书、工作多年，不但习惯了规范的商业运作模式，也对发达国家那种文化氛围有了较深的认同，明朗、简单，虽说也有“安然”那样的事件发生，但一般而言凡事按规矩办就可以了，总有稳定的预期。这种挖空心思去捕捉行贿机宜的事，在国外是不敢想的，那会把一生清名都赔进去。 老纪的亲戚是徐的大学同学，据说关系很铁。从他那里得知徐副市长在北京学习，我立即飞到北京，找到这位亲戚。经过充分的铺垫工作，这位亲戚表示完全没有问题，拍着胸口说我请他，他还能不来？然后仔细描述了他们当年的同窗友谊，怎么个看书到半夜，又冷又饿，怎么个在煤油炉上煮泡饭吃。他深情感慨，一别就是20年，人生有几个20年，老徐能不来见我吗？可是，到了最后，宴席都摆上了，徐打来电话推说有事不能来。这位同学接完电话，对我们无奈地摊开了双手。
北京回来，我的情绪低落了一阵子，并非为工作的不顺利，而是做这类事感觉不舒服。我已经习惯了一切按部就班，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在自己的国家，却被要求不能按牌理出牌，要剑走偏峰，还得时时面临太多的变数，要设想多种可能，每一种可能怎么去对付。 老纪开导我说：“伟人都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国外那一套，中国行不通，至少50年内行不通，50年后的事你我都管不了。几千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谁能改变？所以，我们必须顺应历史。你要记住，天下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清白变得清白，但你会因为你的清白而丢失机会，被打翻在地，被淘汰出局，那不如大家一起到粪坑里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