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除了成果申报的组织工作还有待改善外，深层的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的管理现代化进程与我国区域经济的梯级发展水平是相一致的。
按照理论界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解释，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同时开始两个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到知识、信息社会的转型。
从本世纪开始，这两个转型的实现路径在地理版图上呈三个梯级分布：华南沿海、华东沿海、华北沿海重点推进第二次现代化，即知识化、信息化；东北、长江中游地区，同步推进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知识化）；西南、西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重点推进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
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创新成果的区域分布和我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梯级推进路径是大体一致的。这种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间段内演绎两次转型的情况，今后还会长期存在。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掌握管理创新成果的标准、结构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大力提倡具有知识经济时代特色和世界最新发展水平的管理创新，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基本完成机制、体制改革并已积蓄了一定技术、资源优势的企业，要鼓励他们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自主创新，努力争取“自成一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总结工业化时代企业管理在战略、组织、人才、营销等领域的基本规律和经验，以期指导更多的企业迈上管理新台阶；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已经创业并且还在大量涌现的千千万万私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成长规律和经验，管理成果的大家庭中应该有他们的必要席位。因此，管理成果的差异性现象、“几代同堂”现象，今后还会长期存在。
管理问题的中国特色
过去的20多年，我国企业的管理现代化进程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一直相伴相随。12届成果中，相当一部分成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个历史过程。中国企联管理现代化工作委员会的专家们曾经产生过困惑：这些总结国企改革经验的管理成果（比如主辅分离等），是创新成果吗？有学术价值吗？应该授予“国家级”称号吗？讨论的结果是肯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管理的理念、方法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是成功的，对于其它国企的改革、发展具有借鉴作用，哪怕成果的内容不太“潮流”，方法不太规范，甚至带点“土气”，我们都要积极总结、推广。机制、体制的创新与管理的创新交替进行，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把机制、体制的创新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是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进程在过去20多年的历史性特色。这期间，上100万家大大小小国企或以国企方式经营的集体企业经历了市场化的洗礼，这样大规模的企业群体性变革，无论最终结果是浴火重生，还是退出舞台，在世界企业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值得大书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