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管理的科学论证
管理离不开权威。除了在权威研究上最有名的韦伯以外，巴纳德之前还有不少人都对权威进行过不懈探讨。例如，玛丽?帕克?福莱特(MarryParkerFullett)在20世纪初就提出了权威的情景规律。她试图把对组织的服从和对人的服从分开，把权威非人称化。在福莱特那里，不应该由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下命令，而应该是双方都从情景接受命令。例如，饭馆里的厨师通常地位高于跑堂的，然而炒菜的指令又要从跑堂的那里下达给厨师，这样，就会发生指令接受上的困难。一般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由跑堂的把菜单放在一个夹子上，厨师是由“夹子”而不是由跑堂的那里直接接受指令。由此就形成一个通用规律——权威产生于情景而不是来自于个人，从而创造出“共享权力”的氛围。福莱特的名言是：你只有对奴隶才有统治的权力，而你对仆人则只有共事的权力。巴纳德接受了福莱特的影响，并且比福莱特又前进了一大步，提出了权威接受论，即权威来自于下属的接受和认可。
巴纳德将权威分为职位的权威和领导的权威。他指出，职位的权威是基于经理人员居于组织内部信息流的中心地位取得的。由于人们认为在上层职位的人拥有与这种职位相称的更广阔的视野，于是认为他们是有权威的。常有这样的情况，占有高职位的人能力有限，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处于有利地位，人们才认为他的意见是优越的。这种权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同占有这个职位的人的个人能力无关。领导的权威则是基于个人具有的突出才能取得的，他们的知识和理解力能够赢得与职位无关的人们的尊敬，人们只依据其知识和理解力就认为他在组织中是有权威的。巴纳德强调指出，当领导的权威和职位的权威结合起来后，同组织有关的人不仅会承认其权威性，而且对命令的服从远超出无关心区之外。这种信赖甚至可以使服从命令本身成为一种诱因。
巴纳德对权威的区分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从工业革命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组织里大量存在的是体力劳动者，多数人缺乏技能或者是只有很低的技能，按照计划与执行相分离的原则，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听命行事。今天，随着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再现。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白领大量替代蓝领，脑力劳动者大量替代体力劳动者，组织成员越来越属于知识工作者，完全听命行事的下属越来越少，甚至基层工作者也是如此。不像以前，今天的经理人员并不都是从基层做起，他们往往不懂得下级工作的细节，因此很多时候，上级不能告诉也无法告诉下级应该做什么或怎么做。相反，知识工作者比他们的上级更了解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且经常是比组织里的任何人都更懂得他们自己的工作。所以，虽然在雇用、解聘、升迁、评估上，经理人员仍拥有生杀大权，但是工作的推动越来越依赖于下级的自主选择，甚至上级还要靠下级指点，让经理人员了解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知识工作者所需要的不是经理人员替他选择，而是指引方向。总而言之，当今时代的组织，成员更多需要的是说服，整个管理工作越来越像“推销”，越来越强调上下之间的有效沟通，甚至越来越注重下级对上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