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可以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在与医生的初步接触中，主要以开放式提问为主，比如询问医生对精神类疾病的了解程度、目前需要何种医学方面的文献和服务等。等到接触到比较熟悉的程度时，可以针对“百优解”这一药品进行封闭式的提问，如对药品的性能、副作用是否还有问题等，这样的提问将更具针对性。
服务方面，医药代表将为医生提供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并给予及时更新。顾斌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如果医生向医药代表索取1998年的文献资料，那么在给医生的同时，礼来就会要求医药代表在此基础上补充2000年或者更新的资料。
最关键的一点是，医药代表必须在“百优解”的价格问题上，给予医生一个最好的推荐理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医生开给病人的精神类药品都是以五六十年代副作用大、疗效差的三环类药物为主，而百优解的价格相对于这些药品来说，就高出了许多。
“我们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生对于价格方面存在的疑虑，于是，医药代表就经常需要运用药物经济学原理为医生算一笔账。”顾斌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一位抑郁症患者如果不及时医治，其就可能面对病情恶化，进而住院治疗的危险，而这其中就必须涉及到误工费、看护费、治疗副反应费、住院费、营养费等一系列的费用。医药代表会将这些费用一个个算出来，并累计起来给医生看。由于这些高额费用的累加绝对要高出每天服用“百优解”的费用，因此，许多医生在算完这笔账后，就会接受“百优解”，而其向病人推荐疗效好、副作用小的“百优解”时，这套原理同样也是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