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的另一个失误，便是在有钱的时候患上“晕眩病”。一年还没有1个亿的纯利时，已经敢用1.5个亿做广告。杜万山说：“推出可乐项目之前，林顺和的手里积累了1个多亿的资本。这样的好条件为什么反倒推送着汾煌企业走向滑坡的始点？林顺和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定也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是什么让这么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的老手犯如此简单的错误？如果汾煌的决策者不是天生的赌徒，那么就是被“宠坏了”。
“保护伞”：过度保护
与推出非常可乐的娃哈哈相比，人们说，汾煌的劣势是资金不足。的确，汾煌没有强大的外资注入，也与上市融资的机会失之交臂。汾煌可乐铺天盖地的广告攻势仅仅风光了一年多，就后续乏力，缺资金是可见的事实。可是，既然没有钱，为什么不是埋头老老实实经营，反而总能拿出资金做跨地区、跨行业的大投资？知情人透露，在汾煌发展的最初阶段，曾不断获得银政方面的“保护伞”。这是对汾煌每每可以迅速而轻率地上项目的解释。不妨假设一下，当初汾煌在拓展可乐领域时，如果并不能轻易地拿到充裕资金，单凭手中1个亿的资金，林顺和会不会爽快地做1.5个亿的广告？
其实，今天政府方面对“明星企业”低调的宣传姿态多少说明，“保护伞”们也开始头疼。
当年过度保护，助其做大，客观上造成汾煌不能完全依据市场规律生存发展；而在市场指挥棒作用日益凸现的今天，不能让其破产，也不能依靠行政手段令其重生。如今汾煌天天走人，又天天招人，变成“不得不受保护”的“熊猫企业”实在是政企两害的局面。但现在，这只能说是汾煌和政府双方在中国改革开放渐进的过程中付出的制度成本。
尽管指责它在某种“保护伞”下不光彩地苟活是件痛快的事，但我们希望看到的难道不是汾煌能重新辉煌？用沈青的话说“汾煌即使不能在这个行业做老大，但是能养活一批员工，能按时交税就已经很不错了，就是一个好企业了。”眼下，汾煌要调整的大概就这样一种平常者的心态。而政府需要做的大概也是恢复汾煌这样一个平常者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