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此次跨国公司产品质量事件发生密集，也有中国社会自主意识觉醒方面的因素：消费者和舆论界不再仰视跨国公司，而是正视，当然也就发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问题。
《21世纪》：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跨国公司品牌危机集中爆发，被认为去掉了一层光环，而这些光环一度是人为给予的，比如，从进入中国市场之初，他们就一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一方面在投资政策上享受一些优惠；另一方面，在很多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识中，世界500强企业都很“完美”。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梅新育：这种评论非常正确，但不够完全，因为盲目的崇洋风尚不仅存在于某些政府主管部门，更植根于民间。至今都有很多中国人在海外注册的“洋品牌”，当初在杭州也发生过“立顿入口，龙井洗手”的事件，而有不少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却偏偏要取个洋气十足名字，这说明了民间的确存在盲目的崇洋风尚。
从危机公关到“企业公民”
《21世纪》：在此次跨国公司品牌危机中，有些跨国公司面对危机事件采取了不同措施，有的是拖延，有的是隐瞒，有的是直面问题。尤其是前者，被消费者指责为既不重视中国消费者的感受，也不重视和中国网络媒体以及新兴财经媒体沟通。应该讲，跨国公司在危机公关方面具有成熟的处理体系，为什么却会发生这些情况？您认为他们应该怎么做？
梅新育：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危机公关发生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极少一部分跨国公司的高层存在对中国消费者的不平等的观念；原因之二可能是跨国公司的极少一部分高级中国雇员也存在崇洋心态；原因之三可能是因为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老经验过时了。
商人的根本动机是牟利，而认真处理质量危机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如果能够不付出影响品牌形象和销路的代价就把问题掩饰过去，商人肯定会这么干。在一个政府力求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社会里，跨国公司如果自身暴露出了问题，有很多机会敷衍过去而无须付出巨大代价向消费者交代。但是，如果上述条件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这套“经验”还能奏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