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线识人，这是古今中外识人的历史留给后人的一份最珍贵的遗产。勿以线识人，是决定正确用人方针的前提。
用人唯亲，还是用人唯贤，这是两种不同的用人方针。用人唯亲，是指不论亲疏恩仇，只要有贤才就用之；用人唯亲，是自己的亲友或亲已者，始信而用之。用人而以亲划线，这就是历史上不少英雄好汉栽筋斗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是因为：一个人的亲友究竟有限，在有限的人数中选拔人才。必然数量少，而质理不高，故多庸才；用人唯亲，必然不信任外人，以至排挤之。而不被信任的人才，必然另寻出路。投奔他处。这实是为敌对势力输送人才。其结果是削弱了自己。能否得人才，是胜败的关键，彼此前途如何，可以预料。
为何用人唯亲？无非是亲人可信任而已。是否可信任，主要是看其人的品德如何，而不在是否亲人。每当势衰或败亡时，出卖或杀害自己的，恰恰是其所亲的人。
历史的鉴戒虽然如此深刻，但用人唯亲者仍不乏其人，这既有感情问题，也有认识问题。
战国后期六国为何缺乏杰出人才，是以亲划线识人有答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六国所重用的人，主要是各国的皇亲国戚。以最出名的"四君"为例。他们中有三个都是本国的公子，除一人较有作为外，其他"三君"并非有经国之才。"四君"都以养士著名于世，但其所养之士中杰出人才少得可怜，治国之才则一个也没有。如齐国孟尝君所养之士中，为人们所称道的不过是鸡鸡狗吠之徙和冯谖而已。孟尝君奉命入秦被囚，靠鸡鸣狗吠之徙帮助才能逃归；冯谖则为他"营三窟"，使他自己在齐国得以安然无事罢了。赵国平原君的宾客中，倒有个自荐的毛遂，在赵、楚会谈联合抗秦时劫持楚王定从，此外未见有何贡献；而不原君只不过是个"翩翩公子"，他因利令智昏，使在长平之役中损兵十余万，赵都邯郸几亡。楚国春申君也，因他不知人，后来被他所亲信的李园所谋杀。只有魏国的信陵君是个杰出人才，他曾北五国之兵败秦于河外，直追到函谷关，使秦兵不敢出。但魏王中秦离间计，不让他掌兵权，由于不被信用，他郁郁不欢致病死。
六国并非没有杰出的人才，但因六国君主用人都以亲划线，杰出的人才就被压制、打击以至驱逐，他们被迫只好出国找出路，既然六国大都用亲人，他们也就投能用天下人才的秦国。仅是从魏国投奔秦国的，先后就有吴起、孙膑、商鞅 、李斯、范睢、张仪、尉缭等杰出人才。正因六国有人才而不发现，反而逼他们出走，实百为秦国输送人才，留下的当然以碌碌庸人居多了。
隋炀帝杨广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之一，它的特征是专制独裁，其为人忍而善矫饰。
炀帝之速亡，根本原因是他为人专制独裁，残暴空前。他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进谏者杀，听话者升，左右只剩下一班佞臣、高、贺若弼等是隋朝开国功臣，因对他的穷奢极侈进谏或有所议论，竟被杀头。而一些很有才能的陈朝官员，也因慑于炀帝的独裁的淫威，吸好百依百顺，原来并非佞臣也成了佞臣。虞世基博学多才，兼善草隶，炀帝重其才，使参预朝政。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炀帝口授复示，世基笔书，日有百纸，毫无遗漏。日基因见叛乱日多，建议派兵守洛口仓，以免被占据。炀帝不从，责他是书生胆怯。世基知炀帝不可谏，又以高等因直言相继被杀，惊祸及已，只有唯唯诺诺，凡事察言观色，顺着他的意旨去做。裴蕴，为人明辨，有吏干才。他历任洋、直、棣三州刺吏，有善政，几次考绩都优。因此，炀帝升他为民部侍郎，时户口多漏，经他复查，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炀帝赞帝誉他说："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不久，升御史大无，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裴蕴知炀帝独裁，不顺其意必遭祸，因而事事窥伺其意行事，炀帝要加罪，他就曲法顺情，促成其罪；如要饶恕，则从轻发落，无罪释放。
由于炀帝独裁、残暴，围绕在其左右的臣下都顺意行事，黄门侍郎裴矩最善伺其意，炀帝极口称赞说："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厌恶贤臣，喜爱佞臣，是专制独裁的暴君的本性。贤臣杀光了，只剩下佞臣，在他们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下，隋炀帝的错误越来越大，暴行越来越多，终于把这个独夫推向死亡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