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劳分配”这句话几代中国人都学过也都不止一次地说过。由于它已经被编进了教材和政治学习材料，在中国不耳熟能详的恐怕没有多少人。然而，不知有没有人认真想过，在中国，“分配”真的做到了“按劳”吗？不知大家以为如何？反正在笔者看来，回答则是否定的。“分配”从未做到“按劳”，也不可能做到“按劳”。因此，虽然大家讲了多年，但却是一句地地道道的空话。
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实践证明，人类的智慧到目前为止，根本找不到同一衡量不同劳动者劳动的尺度。而究竟用什么样的“同一尺度”来衡量分布于各行各业里劳动者所作的各式各样的劳动，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也从未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且不说参加消费品分配的直接创造使用价值的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找不到统一衡量的标准，就是专门从事党务、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也更找不到与直接创造使用价值的体力劳动者统一使用的衡量劳动的标准。
而专门从事党务、行政管理和意识形态工作的脑力劳动者，实际所实行的是各种形式的工资报酬，一般是以职务、学历、工龄等作为判断他们劳动量的依据。然而，按照这种同一依据，分布于不同部门的人其劳动量不一定等同，但却拿着同一级别的工资；而付出同等量劳动的，由于职务、学历、工龄等的不同，其工资待遇又迥然有别。说明从事不同劳动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量是很难作统一比较的。所谓“按劳分配”，在实际上根本做不到如列宁所说的不同劳动者的“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列宁选集》第3卷，第258页）
诚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提出“生产者的权力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一一劳动一一来计量。”的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但这是建立在消费品不是商品，劳动力不是商品，货币已经退出社会交换领域的产品经济条件下的设想，即提出以“劳动”作为唯一“尺度”，在社会发给的全社会统一使用的“一张证书”上，记载上劳动者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然后，劳动者就凭着这张“证书”从社会领取应得的消费品。这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的观点。笔者至今尚没有在马恩著作中看到有“按劳分配”的提法。而列宁倒是说过：“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其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列宁选集》第3卷，第62页）这种观点被引进到中国后，又被奉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和”经济规律“，况且又上了《党章》、写进了《宪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自然是属于重量级观点。
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中，“按劳分配”虽然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但在实际执行中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货币工资取代了“一张证书”。“劳动”并没有成为分配消费资料的唯一尺度。因此，马克思提出的“一张证书”也就成为废品，商品生产者青睐的是货币，谁也不会去领取那张无用的“证书”。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当年设想的“按劳分配”的方式，是同设想的产品经济基础没有建立而同时胎死腹中。
其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用货币工资形式来贯彻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原则，这就与当年马克思的设想南辕北辙了。因此，根本无法做到和实现。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前三十年，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按劳分配”，结果是“大锅饭，养懒汉”，实际实行的“平均主义”，到头来弄的“共同贫穷”；后二十多年，搞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允许一些人先富起来”，也讲“按劳分配”，结果是“买断”、动迁、圈地，实行的（恕笔者生造一词）是“悬殊主义”，到头来弄得“穷的穷，富的富”。而无论是“平均主义”也好，“悬殊主义”也罢，都证明“按劳分配”从未在中国“安家落户”。否则，绝不会出现“平均主义”和“悬殊主义”。
无法做到和实现的话自然当属空话了。而令人感到可叹可悲的是，“按劳分配”这句本来无法做到和实现的重量级空话不仅讲了几十年，而且现还在继续讲，那么到多咱才能不讲呢？笔者感到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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