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的首要任务是,纠偏。在前CEO阿梅里奥时代,为短期业绩漂亮而不惜大幅削减研发费用,仅2009财年,联想集团全年研发费用就同比减少4.2%.2010年,杨则逆势将研发费用同比增加48.2%.
表现看这仅是一个业务层面决策取向的不同,深层次而言,这正反映了联想在国际化初级阶段所丢失的最宝贵的东西:主人翁文化。“柳杨配”之后,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重新彰显联想的优秀文化:只有以“主人翁”的心态,才会更关注联想的未来,才会避免短视决策。
拨乱反正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从“全面西化”,到注重管理团队的中西平衡。
阿梅里奥上台后,在2006年8月短短半个月时间内,把联想全球的五名高层变更为来自戴尔的人,负责联想全球供应链的高级副总裁刘军以“学习”的名义退出业务管理。据《中国企业家》报道,柳传志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不好受,觉得这是“糟蹋人”。一位联想的前高管认为,阿梅里奥的做法对联想原有文化产生了深层的破坏。“原来的联想,是在用心培养人才。它能容忍你的一些不足,当你一旦有些成绩,会被给予更大的空间。但阿梅里奥是个职业化的人,他需要业绩,所以他不会容忍你的不足。这破坏了原有员工对联想的感情。”如此导致联想人也大批主动辞职。
杨元庆向《环球企业家》坦承,当时“整个中国团队都感觉挺憋屈,不受重用”。为此,杨在2009年联想成立的执行委员会(LEC)里,一直刻意维持着中西方管理人员的平衡—其名额被严格限定为中西参半,如果中方有一位退出,增补者也一定是来自于中方。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
这无疑是联想在国际化之路上学习的重要一课。就许多中国企业而言,要么在并购初期派遣信任度高的本土管理人员,实现全盘掌控;要么任用外籍经理人后过于放手,导致与总部产生更大的文化沟通成本。
老实说,这是一个来自弱商业文化国度的中国企业在并购强势商业文化的公司时,不可避免会产生的挑战。矛盾在于,是前者强力整合后者,还是后者最终会同化前者?

联想试图以新的手法来解决这一矛盾。这就是,不是谁“归顺”谁的问题,而是重新塑造新的公司文化。这其实正是一个全球化运营的公司在文化上成熟的表现。主管联想全球人力资源的高级副总裁乔健回忆当时联想的变化:“一旦业务讨论中出现了不信任的因素,管理层就会停止讨论具体业务,转而讨论什么是联想文化。”乔对2008年那段联想的艰难时光亦深有感触:“更糟糕的是,当时我觉得信任文化也到达了最低点。有一次让高管们在一个象限图里选择,现在的信任文化有没有问题。很多人都选择我认为没有问题。大家那时候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都觉得有问题,但是又都没有人敢说出来。”
重塑文化势在必行了。2009年后,联想明确了自己的“4P文化”:Plan:想清楚再承诺;Perform:承诺就要兑现;Prioritize:公司利益至上;Practice:每一年、每一天我们都在进步。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文化的梳理是由联想总部做出,但这四个英文单词,却是由联想美国团队总结出来,然后才译为中文。
今年初,联想美国团队还进一步提议,在新联想的4P文化中,缺少对创新的关注。因此,联想在今年初又提出了第五个P—Pioneer,中文译为“敢为天下先”,鼓励打破常规,勇于创新,并提倡包容试错的冒险精神。
在过去联想28年的历史上,柳传志以与时俱进的方法论缔造了联想深厚的管理文化。现在,杨元庆发动的这场类似基因改造工程一样的文化重塑,则让联想又烙上了全球化公司的新印迹。
全球化聚合研发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产品力上。
联想能否制造出卓然不群的产品及引领潮流?对此,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全球产品集团总裁Peter Hortensius可能是最倍感焦虑的人。联想的对手不仅包括惠普、戴尔,还包括苹果。2008年初,身处北卡罗纳州莫利斯维尔市郊联想办公室的Peter Hortensius曾感受到这种酣战有多激烈。在苹果公司年会上,当乔布斯炫耀般的从一个办公信封中取出新推出的Mac book air笔记本,这个举动几乎对Peter Hortensius造成致命打击。当他看到乔布斯这个举动之后,他急忙冲进自己的房间,命令其秘书迅速找一个同样的办公信封,然后急冲冲地拿起黑色纤巧的ThinkPad X300塞入信封,并大喊:“能装下,能装下”。X300比Air重量更轻,而且装备更先进的高亮显示器、超薄DVD光驱、芯片固态硬盘驱动器,甚至还有五个不同的无线网卡。
这场轻薄之战意义非比寻常。当2005年联想收购巨亏的IBM PC部门时,ThinkPad已千疮百孔—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曾被问及如何应对联想这样的竞争者时曾不屑一顾:“除了中国以外,我们还有更强的竞争对手需要担心。”联想亦希望藉此摆脱不够创新的负面印象,但在IBM不断削减研发成本的情况下制造出这样一台机器堪称痴人说梦。X300几乎成了联想能否光复ThinkPad品牌的试金石。“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事后,我发现苹果为了追求轻薄,牺牲了很多重要功能,如果把同等配置包括DVD在内的硬件叠加一起,信封就会撑破。”Peter Hortensius对《环球企业家》说。X300无意间亦开创了轻薄时代,他预计类似轻薄笔记本的市场份额未来可能高达20%至30%.
联想毫无疑问是最有力的竞争者。在罗利设计中心内墙上悬挂着数十张设计奖牌,一旁的玻璃架子上则陈列着奖杯。这间大约相当于一个半篮球场面积的陈列室被设计师戏称为“幻想食屋”,名字出自美国1960年的电视剧《贝佛利山庄乡巴佬》。房间的一角摆放着从飞机上拆卸下来的两排灰色航空座椅,以供设计师模拟电脑在机舱内的可用性。穿梭其间的设计师则来自世界各地。
为了推动美国、日本及中国三地工程师的融合,联想内部开展了一项名为“Lenovo technology outlook”的活动,三地技术研究开发团队全部参加,每年一次预测未来用户、商业环境及技术变化。鉴于文化差异可能妨碍各方有效协作,设计师们曾被安排至著名的哈雷-戴维森(harley-davidson)公司参观。这家公司庞大的多层建筑中隐藏着多个摩托车展厅、一个博物馆还有哈雷车友会会议室。Think Pad品牌设计负责人 大卫。 希尔(David Hill)认为数十年哈雷摩托强大的品牌、工程质量与设计传统保证了公司经久不衰,ThinkPad亦有类似的传统。“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如果你改变了哈雷摩托车的传统设计语言,那么游戏就结束了,没有人会再来购买哈雷摩托了。”大卫。 希尔对《环球企业家》说。
戏剧性的是哈雷亦拥有两个品牌,即哈雷-戴维森以及Buell.前者保持着传统设计理念,后者则趋向于现代运动型。在这间哈雷车友会会议室内,希尔、姚映佳等人曾对如何创造面向消费群体的衍生品牌进行过探讨,联想Ideapad亦渊源于此。
主管设计与用户体验的联想集团副总裁姚映佳则是设计变革的推动者之一。刚过不惑之年的姚是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的设计师,偏爱优雅风格的黑白色服装,经常会亲自设计。姚对于消费类产品的见解获益于过去十年间中国经济井喷式的增长。“元庆青睐以人为本的设计,而非简单基于技术。”姚映佳对《环球企业家》说。其最著名的设计之一即天禧电脑,该款电脑是中国市场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电脑设计之一,其销量高达数百万台。“你可以把产品开发设想成一个桃子,研发是内核,设计则是果肉。”姚解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