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被派驻某个新兴市场的美国商人中，驻香港的约翰•赖斯(John Rice)属于最资深的之一。赖斯现年55岁，在通用电气(GE)是仅次于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的第二号人物，主管这家大企业集团的全球运营。通用电气去年将赖斯从美国调到香港，此举旨在加快公司的全球化进程，让自己的顶级高管离如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更近。
不过，与此同时，通用电气也在招聘出生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理人，以利用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库，为公司带来更广泛的专业和人力资源背景。
“我们将很快在美国以外地区招聘2000名实习生，”赖斯表示，“这个数字比几年前高出10倍。我们希望培养本土人才，让有抱负的业务主管有机会升至资深职位。在我们的管理层里，一直既有来自美国的人才，也有来自美国以外的人才。”
结果就是，通用电气和其他许多跨国企业开始了一场复杂的转型。传统的通才型职业外派经理人，开始让位于可在全球范围内调动的高管(无论他们原本是外派的，还是本地招聘的)，后者拥有更专业的技能和更丰富的背景。猎头公司DHR International驻香港总裁克里斯蒂娜•格雷比(Christine Greybe)说：“市场不再由西方人主导，而是由全球各地的人所共有。他们可能来自任何民族。但他们必须愿意接受调动。”
去年，法国工业集团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将一些人力资源和战略部门主管派往香港，目的是在现有的美国和欧洲中心之外，创立一个亚洲管理中心。荷兰电子集团飞利浦 (Philips)去年将消费类电器业务总部搬到了上海。1个月前，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Volkswagen)将现年60岁的原卡车业务主管约赫姆•海兹曼(Jochem Heizmann)派到上海，担任一项新的管理董事会职务，主管集团的中国业务。
几十年来，一些原本就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一直由外派至发展中世界的西方人管理。创立于香港和上海的汇丰(HSBC)就是这种情况。但自2000年以来，新兴市场的蓬勃发展加速了企业的全球化，这体现在高管的工作性质和地点上。不再只有主管某一国或某一区域业务的经理人被派驻新兴市场;那些担任全球化角色的高管也开始与总部团队一起，转移到新兴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赖斯曾被派驻新加坡。他说：“后来，我们有了职业外派员工。他们能独当一面、恪尽职守，接受外派以后就愿意呆在外面，也不想返回祖国。他们并不一定都想着在日后掌管GE。如今，我们(在外派职位上)培养了一些经验丰富的全球领导者。”
另外，对表现优异的尖子人才来说，派驻新兴市场越来越变成一种强制性安排。波士顿咨询集团(BCG)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耐迪贤(Christoph Nettesheim)说：“这些(有关调动的)意向征询开始变得不那么像意向征询，而更像是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