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前，也是在冬季，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决定从波兰进军俄国。查理战胜过丹麦人、波兰人和俄国彼得大帝。他本可以再次统治俄国，然而命运注定他们成不了俄国人的主宰。彼得大帝联合波兰和丹麦发动了逆袭，险些将瑞典夷为平地。这是我们对瑞典历史的记忆。 2012年冬，瑞典吸引我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因为莫言。 我们比莫言早到斯德哥尔摩，这座被波罗的海切割得像个洋流图的海岛城见证过太多载入史册的人物。我们坐在古老的Grand Hotel，隔窗而望这个城市的市政厅。一个月后，莫言会在那里戴上桂冠。 海鸥的蹼点过波光嶙峋的海面，剪开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光芒。那几天，有下午四点下山的太阳，白天最短。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在瑞典的中国人，都为我们挑了这个时间来瑞典感到惊讶。是的，完美的盛夏早已过去，而圣诞狂欢还没到来。一位采访对象拿出苹果手机，搜索天气预报。哇！全是雨。 这是瑞典最为寥落的季节。可对于中国的买家来说，正好相反。像当年彼得大帝将瑞典作为进军欧洲的出海口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瑞典：吉利收购沃尔沃，萨博一女四嫁“中国郎”。“为什么不把这里当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窗口呢？”中国外交官冯春自问。 与新来的中国人相比，日本人早已在瑞典扎下深根，街巷里的7－11店、爱立信和索尼的股东们互相持股都是最好的例证。即便是我们光顾的中餐馆Mama Ye‘s，招牌上都写道“这里有寿司”。27年前，叶妈妈来到瑞典。当时她还是爱立信的员工，后来因工厂迁移到瑞典中部地区和中国无锡，她所在的部门解散了，她用赔偿金开了这家小餐馆。下午两点，叶妈妈发现库存的鳄梨太硬，要去中央大街的市场里再买来一些。中央大街位于皇后大街与国王大街的交汇处，是一个小型的集市。集市中的摊主大都是中东人。叶妈妈告诉我们，中东人做买卖很精明，他们会垄断一个个小行业，使外人无法插手，中国人从来做不到这一点。 天可怜见，终有一天骄阳灿烂。在斯德哥尔摩的最后一天，我们踏着阳光，快步穿过斯德哥尔摩老城的步行街，隔几步远就是H&M.宜家也是瑞典到处可见的品牌，大到某个商业街上的店面装潢，小到我们住的酒店的两层床，哪里都飘着宜家的影子。甚至走进任何一家普通的餐厅，随手拿起杯子，上边十之八九印着“IKEA”。 不过，让瑞典人最骄傲的不是这些品牌，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理念是这个国家共同的信仰和骄傲。为了这份骄傲，瑞典人的英文普及率高达90%以上，这个数字会让人忘记他们还有官方语言——瑞典语。“瑞典的电影都是不配字幕的，如果是英文影片，我们便听英文，如果是法文影片，我们便听法文。我们从小就会唱英文歌。”瑞典驻华公使衔参赞齐亚博向我们解释。在瑞典商业银行，我们碰巧遇到刚回到瑞典的上海分行行长安一帆，他一口流利得不带一丝外国味的中文，差点儿让我们以为是在中国。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后，他用带着老北京的儿话音跟我们告别。 瑞典的开放与高效相得益彰。我们用邮件、电话约访瑞典各位大臣，也总能在最短时间收到确定的回复。 柏林的上空淅淅沥沥地飘着雨。 可能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一个国家的首都能够分裂成柏林这样，我一直这么认为。历史为它所烙下的伤远不是推倒柏林墙就可以治愈的。 墙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这座城市里归于混沌，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厚重得可怕。柏林墙的砖头四散，有小巧的镶在明信片里的，有做成钥匙链的，还有掰下来一小块儿一小块儿销售的，一个名叫帕夫洛夫斯基的德国商人竟靠此发了家。 德国柏林——走马欧洲曾经的查理岗哨现在仍然在盖章，只是盖章对象已变成了游人，付上10欧元，你就能得到所有的通行章，外人已难以想象曾经的东西德人民如何骨肉隔离。 我们住的酒店靠近一个显赫的地标——勃兰登堡门。贯穿勃兰登堡门的街道是柏林的观光胜地菩提树下大街，此街的另外一头是洪堡大学，这里是爱因斯坦、费歇尔、冯洛伊曼、薛定谔、赫兹、拜耳曾经执教的地方，也是马克思、舒曼、海涅、俾斯麦的母校。在这里还可以看到“6月17日大道”，它是纪念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潮的。这次工潮后，东德当局筑起了柏林墙。 柏林已经新生。它是著名研究机构Startup Genome所看重的全球20大适合创业的城市之一，目前的标杆企业包括号称音频YouTube的SoundCloud与提供旅游经验分享的Gidsy等。大量网络公司扎堆让柏林赢得了“下一个硅谷”的美誉。按天使投资人克里斯托弗。梅尔的说法，柏林的自由是吸引外来人才的首要因素。“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来到柏林，几个月之后你就觉得在自己家了。” 与柏林南北相望的是斯图加特。我们采访三一中国驻普茨迈斯特首席联络官蒋向阳的时候，他跟家人刚刚从住了几个月的酒店里搬出来，靠着普茨迈斯特公司的担保、推介，他才在斯图加特的郊外租到了房子。如果三一的下一个投资地在柏林，至少在置家方面，他能轻松很多。 在德国乘火车是件痛苦的事，车上只有德语广播。德国著名学者迪特里希。施万尼茨在《欧洲：一堂丰富的人文课》一书中写道，德国人可以说，“我们是说德语的民族。”几十年前，这个回答被希特勒利用。希特勒让所有的疯子都相信“所有说德语的人都属于帝国，或者帝国的版图应包括所有讲德语的地方”。 在我的记忆中，德国人是危险的“机器人”。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戴着头盔。他们无情冰冷，惯于决断。德国人内心深处从不介意别人怎么评价他们，哪怕人家说他们精神错乱、土里土气和大男子主义。当我乘坐地铁时，身边的老伯、老婆婆跟我攀谈起来。我们的英语都很蹩脚。最后，近80岁的老伯一把拿走我的手机，递给老婆婆，搂着我要照相。老婆婆厌恶地看着。老伯尴尬的表情中掺杂着生硬的热情。为了缓和气氛，老伯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中国，他知道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