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爆发后的巴黎糟糕得够呛，大街上随处可见睡在邮筒旁、电话亭旁，甚至是水坑里的流浪汉。难怪当期的《经济学人》封面直指法国就是欧洲的下一个炸药桶。 我们的采访目标是中国银行，拉我们去的出租车司机听到“中国银行”几个字，不假思索地用不太地道的英文说：“非常有钱。”接着补充道：“中国人非常有钱。”在巴黎，“中国人非常有钱”是一个事实，与中国银行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比邻而居的是路易-威登、香奈儿、卡地亚的旗舰店。到处可见用现金购物的中国人，在商场或机场的退税区里，许多中国人拿着一撂票据排队，我们的高调透出一股傻乎乎劲儿。 巴黎副市长Christian Sautter欢迎中国钱。他是我们预约好的拍摄对象。如约到达他在市政厅的办公室的时候，摄影师想要四处逛逛选择最佳的拍摄地点，他的助理Clement眨巴着眼睛告诉我们，不会有比副市长办公室更好的拍摄地点。 打开门，室内陈设如旧，几乎每件家具、每块瓷砖都是传奇。Christian将旧金山市长授予自己的荣誉证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他愿意显摆这个。这位幽默的法国老先生，在所拍的每一张相片里，都在用一句话来代替“茄子”。 “Chinese investment are welcome.”（无尚欢迎中国投资）他说。 巴黎市政厅，Christian副市长与《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做振奋的手势在去年一整年里，我们三见副市长先生。他时常会有些“做戏”的动作。如果是德国人会认为这太做作，法国人则会嘲笑德国人的古板，他们没有热情的天赋。 在长达几百年时间里，法国人对德国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惧。从两国高速列车就可窥见这种恐惧感：德国人的高速列车ICE，到处是对铁的回忆；而法国的TGV则将硬梆梆的一坨坨铁包装在色彩斑斓的绒布之下。据说，如果德国人想得到法国人的尊重，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德国那些叽里咕噜的口音去掉，如若不然，会让法国人产生幻觉——德国人再次入侵了。 德国人喜欢谈论时间，因为他们守时，而英国人喜欢谈论天气，原因之一是他们那里气候多变。伦敦总是能让人在一天经历一年四季，所以才有了英国人穿着风衣，带着礼帽，手握长柄伞的经典造型。 Jubilee line是到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唯一一条穿过市区的地铁线，每一个早高峰都拥堵异常，同北京地铁一号线并无二致。我们所在的伦敦桥（London bridge）是伦敦市区的最后一站。在7－9点这个时段，高峰期（peak time）到来，凡在Jubilee line上过此站不下车者，几乎毫无疑问是去金丝雀码头的金融上班族。在快节拍的伦敦，那里的节拍最快，上到地面的单行电梯上，右面是码得整齐的人梯，左边是鱼贯而上的人流，由于上行的电梯在那一站特别长，看起来显得尤为壮观。 Canada Square广场四周是林立的高楼，每栋楼都有一个显赫的主人，抬眼可见的是汇丰、花旗、J.P摩根等金融大鳄的伦敦总部。让人无法想象的是，这是曾被评为1980年代最失败的房地产项目。 也有不愿意搬到那里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伦敦分行就选择留在了伦敦市区的老金融城。“老金融城有圈子。”工银伦敦董事总经理许金雷说，打入伦敦的金融圈对发展中的工银伦敦很重要。在伦敦的老金融城这一站，地铁的名字就是Bank（银行）。 从Bank站出来，很容易找到著名的针线街（Treadneedle Street），有如舰队街之于新闻，唐宁街之于政治，针线街曾经汇聚了英国最富有的公司和顶级金融机构。这条上了年纪的老街和低伏于它两旁的建筑物似乎显得有些没精打采，但这种表面上的没精打采抑或正是这座城市最让人着迷之处。要知道，这里是世界现代金融体系的发源地。 汇丰则不在乎这些，它还是将办公大楼盖在金丝雀码头。进入汇丰总部的安检比机场还复杂，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英国范儿。我心里调侃，进银行的行政大楼是这样的阵势，不知道进金库会有怎样的派头。 我们一直在找寻着英国的绅士淑女范儿，不狂妄、不显摆、不夸张。如果有人违背这“三不”原则，英国人真的会心生厌恶吗？每当我们在地铁站台、街口观察，寻找这里的魅惑与张力，会时不时被古怪而可爱的英国人打动。一个周末，我们乘车去牛津城，火车迟迟不开，车子向前挪动那一时刻，我们明明听到司机在广播里抱怨，机场到车站的路上太堵了。英国人民主其表，幽默其里，英国能出“憨豆先生”绝不是偶然的。 在英国人看来，如果文明是一场比赛的话，那他们的对手只有一个：法国人。你有一个卢浮宫，我就有一个大英博物馆；你有一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有个圣保罗大教堂。英国人喜欢与法国人较劲儿。 英国人并不喜欢美国人，在他们看来，山姆大叔更像是暴发户。 什么时候，中国人也可以成为瑞典人、德国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真正羡慕嫉妒恨的对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