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在华投行业务大换血，主因或为节约薪酬开支。
2012年12月初，高盛集团成功减持已投资三年的吉利汽车，高盛集团投资银行部亚洲工业组联席主席党翊却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其在高盛集团的“绝唱”。
在该交易相关投资人落实减持、等待最佳减持时点时，党翊和她的同事们意外收到的是高盛中国“请退信”。这一系列“请退信”掀起高盛集团进入中国以来的最大一场人事地震，誓将现有大部分中国高管请走，执行董事以上级别离职率高达40%.
大面积请退中方高管
除了党翊所在的工业组，隶属于投行的公司组、地产组、金融机构组的高管们无一组幸免，多位资深董事总经理悄然离开。
即便暂时留下来的高管也岌岌可危。一位仍留守于高盛中国的高管将本次“请退”解读为借“势”杀人，貌似是行业寒冬大规模裁人，实则不然。
高盛集团将现有大部分中国高管请走，空缺位置将由高盛集团指派的海外高管接任。“目前两个海外高管已到位，还有几位仍在转岗调整中，将会陆续在2013年春节前到达。”上述高管称。
请退的如意算盘
早在2012年2月，高盛中国已在内部通知，时任高盛中国投行业务总裁、高盛高华证券CEO蔡金勇很有可能离开高盛中国，去国际金融公司（IFC）任职。
8月份蔡金勇去职公示后，随着这位中方最大的保护伞的体面离开，高盛集团拉开“请退”大幕。
留守高管称，趁年底前大幅请走高管，高盛集团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再也不用逞强支付大笔员工激励费用。
除了员工的固定工资及福利外，资金池是投行激励计划的重要一部分，激励员工工作年限越长，从资金池所获得福利越多。而这一动态额度基本由高盛中国自行安排。
根据高盛（亚洲）2011年年报披露，2011年员工激励计划中已支付6074万元，2010年为3633万元，增速近一倍，若加上高盛高华2011年员工工资及福利为2.24亿元，仅2011年一年近3亿元的人工成本接近高盛（亚洲）全年收入的60%.而与之对应的是，2011年高盛高华没有完成一单投行最为赚钱的内地IPO和并购业务。
高盛集团已宣布，从2013年开始不再增加对高盛中国的投资。根据高盛（亚洲）年报显示，每年高盛集团为内地注资，于2011年注资3430万元，2010年是7545万元。
外籍高管纷纷“登陆”
近年来，一些外资跨国公司巨头连续对国内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批评。伴随着这些批评的，是跨国公司在中国内地一股保守主义开始抬头。
回顾跨国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历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并且充分分享了中国经济带来的价值。但他们似乎开始有计划地将从前奉若神明的人力资源“本土化”策略进行大规模调整。
2007年，松下电器硕果仅存的两名中国高管相继离职。同年，另外一家500强公司戴尔宣布，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刘峻岭去职，接替他的是外国人——此前的联合总裁闵易达。刘峻岭去职时，是戴尔进入中国8年后任命的首个中国高管。
同样在2007年，进入中国不久的百思买宣布，加拿大籍华人杨得铭将出任百思买亚洲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与此同时，百思买高级副总裁、百思买中国区主席兼总经理吕维民将不再担任中国区总经理职务。
2009年2月底，中德安联保险中国区分公司业务负责人叶志佳被调整出公司，其工作被CEO维尔福。布莱克本直接接管，与此相伴随的是10位以上高管的岗位职能调整。
业内人士点评：“狼”来了
一位跨国IT服务企业的内部人士对透露，案例中的现象在他们公司同样显现。该公司公司多个重要中层岗位已经全部换成外国人，虽然其用人体系原本就对全球开放，但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高层管理者才会倾向于这一做法。中层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本地化程度相当高。
当中层出现大量外国面孔时，不仅增加了总部对于本土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压缩了本土人士的晋升空间。
他说，自从外籍中层员工进入到团队后，不仅仅是增加了部门的支出，同时以往有机会晋升的员工也失去了晋升机会，晋升无望的员工甚至很快就做出了跳槽举动。这对于这家以员工离职率低而闻名的企业，不能不说是一个颇大的变化。
“原先，本土员工晋升的上限是副总裁，但随着外籍员工的不断增多，玻璃天花板在不断降低，即便是中国人进入高层管理团队的，也是因为他有海外的学习、工作经验，单纯本土出来想要做到较高层级的已经非常困难。”一家总部位于荷兰的500强企业员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