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三鹿应声倒地，乳品业风声鹤唳信念崩溃，原本充满生机的朝阳产业，一夜之间近乎坍塌。
不仅是产业本身遭遇滑铁卢，整个中国制造食品声誉在国际上瞬间一落千丈。“2008年6月之后，一部分美国超市的朱古力和饼干架上都写着显著的大字：ChinaFree，即‘不含中国’。一家美国报纸甚至索性用《三聚氰胺腐蚀中国制造》当作头版头条报道的标题。”一位乳制品企业高管如此回忆。
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吴松航在行业最困难的时候曾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朋友劝他改行，他回复：“我太爱这个行业了，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就这样倒掉。”
过去5年是乳业艰难重建的过程。5年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在规范奶源、价格、质量标准等方面屡出重拳，但乳业黑幕仍源源不断爆出。
2013年3月20日“两会”刚刚结束，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紧急召开了一次主题为“提升品质、提振信心”的乳品行业座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在总结时沉重地说：“限购令刚刚实施的两天时间里，香港特区就因奶粉问题拘捕了45个人。作为负责乳制品行业的同志们来说，我们心里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在黑龙江双城的寒风中，时而有奶车驶过早春萧瑟的街头。一位要求匿名的企业家说，三聚氰胺事件本应当成为乳品行业的一个起点，但遗憾的是，规则仍然没能战胜潜规则，运行机制仍未理顺，行业共识远未达成。“有些人，会永远被钉在乳粉行业的耻辱柱上。”
事实上，在2008年后，中国乳业几乎从没有过纯粹的时光，它一再被捆绑和裹胁，最先是商业利益，然后是民族感情，现在则沦为滋生群众情绪的舆论场。在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禁奶令”后，行业信心更是跌至冰点。
“鹿”死“牛”手？
在3月20日由主管部门召集的一个行业座谈会上，伊利集团副总裁陈福泉和蒙牛乳业副总裁丁圣并排坐在一起。丁圣发言时，陈福泉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场面颇为融洽。尤其在对待媒体问题的看法上，两人惊人地一致。
而会场之外，伊利与蒙牛——中国最大的两家乳品企业之间的搏杀与激斗一刻都没有停止。同处呼和浩特市的两家乳品企业，不可避免地展开了从奶源到营销再到管理等方面的激烈竞争。
2004年之后，蒙牛在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上后来居上超过伊利，坐上了业内第一的宝座。随后，伊利独家获得奥运会乳品冠名权，并拿下了内蒙古“一杯奶”生育关怀行动的项目。当年两家公司年中报显示，伊利的销售额超过蒙牛2亿元。双方地位此消彼长，并就此大打价格战，在市场上经常擦枪走火。
蒙牛的竞争力来自于成功进行了“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探索。公司在与中国营养协会联合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后，没有按照惯例投巨资上厂房、引设备，而是着力通过广告宣传品牌，然后以托管、承包、租赁、委托生产等联合的办法，把区内外８个中小型乳品企业变为自己的生产车间。
此后的一年时间内，“草原双雄”摩擦不断。乳协与奶协多次出面调停战火，双方从明争转为暗斗，但手段更为激烈。2005年，双方高管曾在地方主管部门的邀请下展开谈判，约定“不打价格战了，这样下去迟早会把行业毁掉，不如一起提价”，并将提价日期定在了2005年3月15日。但这一天，伊利和蒙牛都纹丝不动，谁也没有调价。“他怕我不守信用，我也怕他不守信用。”蒙牛一位中层表示。
乳品行业内，“鹿死牛手”的说法广为流传。在双城，一位乳企高管提起多年来乳品行业的恶性竞争愤恨不已：“蒙牛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达到了三鹿30年才积累起来的规模，要说没有水分，你信吗？”
在哈尔滨，黑龙江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军喜提醒：“你们可以查一下财务报表，三聚氰胺事件前的3年时间，正是蒙牛高速成长的3年。”
北安完达山乳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昊告诉记者，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2008年之前，由于奶源没有保证，蒙牛一到旺季便四处到奶农手里高价收购奶源。“蒙牛的人多次找上门来，张口就开出高出市场20%的收购价格。奶农跟我们签订的是长期供奶协议，本没有多余的奶卖给蒙牛，但不符合标准被我们拒收的奶，掺了水的奶，蒙牛都会收。2008年之前，奶业的负面消息大多数是跟蛋白质含量不达标相关的。”
抢奶的直接后果，便是奶源质量失去保障。刘昊说，因为当时奶价已经远超市场正常水平，原料奶蛋白质含量不够时，在利益的驱使下，衍生出了靠添加三聚氰胺提高蛋白质检测含量的行为。“在出事之前，往奶里添加三聚氰胺已经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如果完达山当时没有自己的牧场，同样会陷入三聚氰胺风波。”
双城一位乳企高管称，蒙牛发起的抢奶行动，彻底打乱了中国乳业的生态平衡，并点燃了三聚氰胺事件的导火索。“但出事后，三鹿为整个行业偿还了欠债。”
在三鹿倒掉后的一年时间里，三元仍然饱受其拖累。一位三元管理层人士向记者证实：“你在家乐福买一罐三元婴幼儿奶粉，不等你结账，就会有不明身份的人悄悄过来提醒：三元的奶粉是三鹿生产的，三鹿你知道吧？就是三聚氰胺出事那个。还是买蒙牛吧”
内斗攻讦
5年来，行业中的争斗没有消弭，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手段较之以往更加隐秘，也更让竞争对手防不胜防。
想方设法把控质量、做好产品，黑龙江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景海并不头疼。但国产奶粉之间的自相残杀与攻讦，却让他感到困惑不已。
“乳品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余宁江回忆，2012年夏天的一个凌晨，一辆小面包车开到了完达山在松北附近的一个奶站，车上下来的人把两个又脏又破的奶桶扔在奶站门口，拿起相机准备拍照，被门卫发现后仓皇逃逸。
得知此事后，完达山第一时间向当地警方报了案。调查结果公布后，完达山上上下下都觉得后背发凉——对方竟然是另一家乳品企业雇佣的假记者，准备拍摄完达山奶源基地脏乱差的景象进行公布，借此在舆论界造势，打压完达山。
“完达山用这么脏的桶收奶，那产品质量得多差？我们总说自己质量好，没出过质量问题，竞争对手就会想办法让你出点问题。可我们都是机械榨乳了，哪还有桶啊？我们1000多个奶站也没有一个桶。”王景海苦笑着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
舆论成为乳品企业互相攻击的主战场。无独有偶，老冤家伊利、蒙牛也在舆论战上寸土不让。2010年10月，有微博称圣元奶粉“性早熟门”事件系人为的、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被策划的事件，暗指蒙牛是幕后“黑手”。10月19日深夜，一封来自伊利集团的网帖《蒙牛集团蓄意破坏我公司（伊利）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案件侦破进展》更将该事件的幕后策划直指蒙牛集团。随后，蒙牛几位管理层人士被警方带走。
2012年2月，完达山又爆出“早产奶”事件，称完达山在液态奶包装盒上打上几天后的出厂日期。王景海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我们保质期6个月的产品，在市场上一般4个月就必须销完，这个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在保质期上也没问题，很多企业在生产保质期长的产品时，在节假日前都可能出现‘早产’，但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件事也警醒了我们。”
王景海略带无奈说道：“这件事是我们的‘员工’曝出来的，一个记者在我们这里卧底一个多月，在整个现代化流水线上没有找到我们一点问题，最后临假期了，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曝了出来。”
在行业内部竞争如此激烈和不良的状态下，完达山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利润近乎零。“利润基本都被国外乳企赚走了，国产奶粉不能积聚自己的实力，自己就把自己打垮了。”王景海说。
2011年4月28日，陕西省榆林市鱼河镇中心小学251名学生在喝完学校提供的蒙牛学生专用奶后，出现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中16人出现恶心、呕吐等食物中毒症状。蒙牛回应称，该事故是由于学生“癔症”发作导致，学生奶符合标准。据蒙牛内部人士称，此事亦有竞争对手“在背后做工作”。
奶源瓶颈
“牛根生时代的蒙牛对中国乳业以及消费者造成的伤害，是他一生都无法偿还的。”一位要求匿名的乳业高管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如是说。
“乳制品行业正常增长速度在8%~12%之间。算上有乳制品饮料的，乳制品行业正常的增长速度也不应超过20%.”黑龙江完达山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军喜向记者表示，而2005年到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前，是蒙牛的高速发展期，其发展速度远超这个行业20%增长率的发展速度，这必然出现问题。
问题的核心在于奶源紧缺。值得一提的是，奶源这一掣肘并没有根本扭转，5年后，关于奶源建设的问题仍然是行业会议上讨论的重点。
事实上养殖业这些年是停步不前的。伊利提交给主管部门的一组数据称：2008年养殖业规模增长了0.87%，2009年甚至负增长，2010~2012年也是微量增长，数字分别是1.56%、2%、1.5%.
“饲料价格涨，奶牛的单产低，养牛不挣钱。这样下去养殖基础很危险。国家需要对养殖业加大扶持力度。这些年企业的收奶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没办法提升。面临进口奶粉的压力，提价消费者不买账，不提价还竞争不过外企。”伊利集团副总裁陈福全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