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期节目中，戏剧性一幕的出现，都是源于张绍刚与选手之间产生的观点差异。在第一期节目中，上场了刚从网易离职不久的记者田京波。当被张绍刚问道，是否喜欢做“狗仔”时，他给出的观点是：“记者就是狗仔，狗仔是记者的最高境界。”张绍刚马上很激动：“我是记者出身，但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狗仔……你说我是狗仔起家，那是对我的侮辱。我们不会用(偷偷通过厨师通道潜入田亮、叶一茜婚礼现场)这种方式来取得照片，因为这个方式好无聊……我想知道的事情很多，我还想知道你的银行卡密码，但我不能跑到你背后去窥视，那是一种犯罪行为!”张绍刚一度沉浸在去纠正田京波的认识中，以至于第二现场观看监视器的主持人徐睿会评论：“他们现在好像稍微偏离找工作的主题了。”或者在另一期节目中，一位曾经在教育部门前撕毁自己毕业证的海南大学毕业生王文元说自己离开第一份工作，因为感到周围的人都没什么才，接着又离开第二份工作，是因为公司觉得他的水平没有新来的“海归”高。“就像您虽然在地方电视台干过，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中央电视台。”王文元说。张绍刚则马上回应：“你根本不知道我入职的时候什么样子，我做了6年的摄像，我扛包，我给师傅打水，我从来没有挑剔过。”
张绍刚个人的好恶也很明显。他会对刘俐俐说：“这是我第一次完全对一位求职者失去兴趣。”也会对另一位求职者直言不讳地说：“你太善良了，我很喜欢你。”在台下，张绍刚告诉我，他对那位女孩赞赏有加的原因：“因为她真实。她很坦诚地说，在那个学术会议上当志愿者，要陪着那位90多岁的老教授，还要顺着他认为自己能得诺贝尔奖的话说下去，有多么烦人。”
对于几类在台上求职的人群，张绍刚说他会无条件地施手帮助。“第一类是退役的运动员。运动员有一个特点，在结束了自己的运动生涯后，他是一个很茫然的状态。第二类，有未成年子女的求职者。他们的孩子会看到自己爸妈在舞台上的表现。如果你把他们的缺点暴露出来，你让那个孩子怎么办?不能颠覆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印象。第三类，20岁以下的年轻人。表面上他成人了，但其实我经常把他们叫‘童工’。因为同龄人都在读书，他来工作，一定会有多样的原因导致他的圆滑和世故，这需要我们理解。第四类，是身体多少有残疾的人。最后一类则是年龄偏大的求职者，因为年龄越大，对于多数行业来说，就越没有优势。没学历，不重要，没经验，不是问题，这些都不重要。容易让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过度包装的选手。”
“我就是求职者到老板之间的一块跳板，但是我这块跳板要不一样。如果说我的观点能左右老板们做出判断，那你是太小看老板的能力了。”张绍刚对我说。但实际上，张绍刚具有引导话题方向的作用。一个选手在场上的时间是40分钟至60分钟的展示，张绍刚决定着自己说明相异观点的时间，以及老板们各自提问的时间是多少。从澳大利亚归来的求职者吴铮真因为一句“我想你是中国人，大家都明白”，以及一些希望回国报效祖国、传播文化的宏大描述，又让张绍刚愤怒和反感，花了很大力气来教育她回答问题要坦诚，让吴铮真之前精心准备的简历、自己所做的和台上各个公司契合度的调查迟迟得不到展示。“来现场之前，我又翻出过会计学和市场营销方面的书来看过，希望台上的老板能问我几个专业问题。可是他们却不停地去问一段我不愿意过多去谈及的经历，就是参加一档相亲节目给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吴铮真这样向我回忆。张绍刚有时会引导场上嘉宾纠结于一些相对于正经找工作，细枝末节的问题里。所以在那期节目里，有老板说后悔自己不应该没有等到简历展示环节就提早灭灯，或者“看到选手是如此精心准备而来，心情便像坐过山车一样，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觉”。
张绍刚认为，主持人绝对有责任让这个节目跌宕起伏能好看，但是一定要有原则，就是“不干脏活儿”。“你看到我在节目中和刘俐俐的对话，那是我本能的一种反应，不是刻意去做的。什么叫干脏活儿呢?之后另一家卫视频道的一档节目找到我，因为主持人是我的学生，我就去了。但是节目给我埋了个雷，刘俐俐也在那里。我和那个制片人说了两句话，一是，‘你觉得我会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第二句，‘你认为我会给吗?他们希望看到我们两个吵起来，大打出手，以至于保安把我拉出去，这是他想要的。最后我们很平静地做了那期节目，也是很正常地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