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一些私营业主在成了亿万富翁之后才有机会情愿或不情愿地到国内外高校的经营管理培训班里听听课，获得一些野鸡大学的正规文凭或正规大学的野鸡文凭。
而英国当年的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到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中担任经理，变成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的事例。
以及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的事例，都表明这种指挥劳动，如果它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必须的从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只能或只配得到与工人相当的报酬。
因为其创造的价值量与普通工人的创造的差别不大，而且一个管理良好的公有制企业也绝对离不开工人群众的积极参与管理。
因此，今天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
马克思指出，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
不仅是经理的薪水，在实行“人训话”管理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中，辱骂和体罚工人的基层管理人员和保安的薪水也是来自于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
这些并不组织生产而只是强迫工人的监工们的“管理”活动，在资本家看来自然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要给予肯定的。
但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最实在的剥削活动，这些监工们的报酬只是实实在在的剥削费用，是纯粹的必须消除的社会负担。
另一方面，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制度下，职业经理(指本身没有出资，而是受雇于资本家代其管理企业的人)们在管理时首先考虑的，既不是企业的盈亏和职工的福利，更不是公司的成败和职工的饭碗，而是自己的利益。
职业经理们与企业老板(真正出资的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屡见不鲜。显然，企业的管理越复杂，职业经理们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空间越大，这也是管理变得复杂的一个因素。
而一旦企业办砸了，也不意味着职业经理失去了饭碗或利益受损。如果职业经理以各种手法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为自己获取了足够的原始资本或相应的技术和市场。
那么，他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办一个自己做老板并由自己来经营的企业，从而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攫为己有。
即使他什么企业也不办，只要他此前获得的资金够多，也可以专门靠吃利息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寄生者。前些年，中国一些破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
有一段时间，中国的国有企业遇到了一时的经营困境，有些自诩为经济专家的人不去细致地分析形成这个问题的内部和外部的具体原因，只是一味地鼓吹和推行减员增效。
但是，减员之后的国有企业似乎并没有增效多少，国有企业的总数持续不断地减少，以至于国家统计部门不再公布国有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或国内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了。
其实，国有企业亏损首先应当追究的是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包括上级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的责任，应当让不称职的相关领导者下台甚至下岗，而不是让广大辛辛苦苦的普通员工去承担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
减员增效给予了国有企业管理者剥夺普通员工经济生命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使国有企业职工彻底沦落为普通的雇佣劳动者而不再是企业的主人翁，消除了原本就微弱的来自基层职工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监督权。
从而放任并无法阻止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损害企业、职工，进而损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行为。这样不仅增不了效，而且败坏了公有经济的声誉。
最后，顺带说一下明星们的高收入问题。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唱片公司的老板们跪求歌星签约，可见剥削已然不再了，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
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拿古董的定价作为一般商品的定价依据一样，我们也不能拿极少数歌星的境遇来说明广大劳动者的境遇。
一方面，大量从事歌曲演唱者的收入并不高，不仅老板们不会求他们唱歌，反而他们需要求老板们给他们演唱的机会，否则就只能街头卖唱了。
另一方面，一些歌星是应当被看作小资产者的。他们与唱片公司老板之间是合作关系，是利润分成的。而他们的助手、身边的服务人员、唱片的生产制作人员才是被雇佣的劳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