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失控的质疑
对天津蓟县官员来说，央视东方时空前天晚上那段调查报道，就算能用那位“自称武警战士”的网民承认“瞎写”的视频来说服几位质疑者，恐怕也已经太晚了。
《长江日报》评论员付小为肯定是信了，他承认伴随着央视记者的走访，“包括消防队到场过晚、商家放下卷帘门阻拦顾客逃生、卡车运300多具尸体在内的不实传言一一得到了澄清。”而针对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不解，他也有话要说：“大部分人对信息的判断和情绪反应都是即时的，未经证实的谣言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以假乱真’。”
根据这篇《反对谣言的最好方式是重视它》中所示，“谣言在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相比谣言的细节丰富性，政府在应对上过于简单草率，一份寥寥的通稿，一句‘纯属谣言’的判断，并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人们对真相的渴求，试图淡化处理的心态，在网络围观时代也早已不合时宜。政府要看到这些变化，并作出调整。”
没错，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当口，高速发展与问题频出并行，社会内部郁积了一些矛盾和情绪。当这些矛盾和情绪通过互联网找到出口时，谁也没法统计，实现的正义与制造的误解哪个更多，振臂一呼拯救弱势和制造话题借机牟利哪个更多。
面对谣言，希望通过“网络自净”方式实现信息修正的人们反对管制，哪怕是以正义的名义;但反驳者则强调“网络自净”只能是个理想状态，任由谣言扩散会带来不可承受的舆论暴力。这种对峙在微博兴盛后更加明显，衍生出了“辟谣党”以及“谣言倒逼真相”理论。
老百姓“老不信”的一则澄清声明近在眼前。武汉上周遭受强降雨，此后一则题为《武汉领导出行四人“抬轿”》的帖子开始在网上热传，根据图片显示，两名干部模样的男子，撑伞端坐在一块木板上，被五个小伙子在齐腰深的水中抬行，发帖者的说明是“武汉领导出行，恢复四人大轿”。
新华社昨天发稿，引用武汉质监局早前那段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的辟谣微博，并由图中那两个实为黄陂区疾控中心结核病资料室工作人员的男子抱怨：“我们只是普通的医务人员，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一些网民没有弄清楚真相，就在网上胡乱发言、瞎起哄。虽然网络是自由的，但网友们这样恶搞，实在不应该。”
又是“瞎起哄”。于是，《华西都市报》评论员李晓亮求诸围观者“转发请留30秒去‘求真思考’”：“至少网上故意标以‘领导坐轿出行’是在混淆视听。如果真是带有主观恶意，故意想‘以假乱真’裹挟民意，对一个虚拟的腐败行为施以舆论压力，那么这种作法其实很愚蠢，而且适得其反。”
邓飞现在正感谢200多家媒体昨晚来报道他的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启动仪式，他同时也决心从天使妈妈基金救助杜传旺风波中吸取教训，学习质疑：“一个沉默中国，因为微博，变成了一个激烈的质疑中国。这己是社会进步，质疑是必须的是必要的，但我们要学习观察、调查、分析和判断，理智区分辱骂、臆想、有证据质疑，才能免于迷失，免于被裹胁被愚弄，共识、合作和大规模社会进步才有可能。”
这位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的感叹因中国青年报今天那篇《失控的质疑伤害了谁》而发，同行庄庆鸿记录的是：“被工友用充气泵击伤、得到公益救助的13岁男孩杜传旺还躺在病床上。他本该是这场‘救救小传旺’的网络爱心传递中绝对的主角，但是，一场失控的质疑浪潮和弥漫其中的网络暴力，却使一切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其实，昨天，这份团中央机关报已经针对天使妈妈基金所遇质疑刊出《民间慈善救助也要程序正义》，由质疑方和辩解方讲述各自理由。今天，则用编者按直接表达了报社立场：“从谩骂、挑衅，到抹黑、恶搞，再到人肉、约架，网络暴力损害了对事情本身的关注，妨碍了普通网民的知情权，阻碍了一个有理想能思考的理性社会的孕育和成长，逾越了法律的边界甚至道德的底线。”
所以，作为“拒绝网络暴力系列报道”开篇之作，这篇文章介绍了天使妈妈基金是如何被淹没在数百倍的质疑声中“无力挣扎”，而那些质疑网民又是如何坚信“任何人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利益的话，是违背人类的天性和自然发展规律”：“有些网民最喜欢做的就是先给自己贴上‘质疑者’的标签，好像只要是质疑者，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正确、可以免责的，然后再给不与他们保持一致的网民贴上‘水军’的标签，这些‘水军’说什么都被认定是在替被质疑者辩护，要钱不要良心。”
“围脖”江湖中，老江湖“北京厨子”也只能徒呼无奈。作为天使妈妈基金的支持者，这位长年泡在论坛上的“老网虫”也只能“求答案”：“各位质疑派，其实说到底，我，或者包括上帝在内，真的永远无法证明天使妈妈没有跟医院串通一气、中饱私囊。就如同其实是没有任何方法确证《三重门》真的是韩寒写的，而不是韩寒他爸写的一样。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办?”
“在这里说话的人，有几个真的是关心孩子?有几个是在给自己炒作?有几个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其实，今天出现在《中国青年报》版上的对网络过度质疑的批判并不只这一篇，还有记者吴晓平气愤难挡的一句：“理解一个儿子‘哭跪’老母就那么难吗?”
没错，说的正是“其凤跪母”。这位北大校长相拥痛哭的瞬间在过去四天里传遍互联网，至少从出言点评者的比例上来看，嘲笑他“作秀”的人远比赞扬“孝道”的人多得多，周其凤此前那些“雷人言行”更成为判断动机的重要依据。即使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要从传播学规律角度强调“人们对‘北大校长’寄予的道德期望比这高得多。”
吴记者应该也是看到了那句“就让周其凤跪一回哭一回吧”的跪母现场见证者叹息，他也要反问那些自以为“看穿作秀”的人们两句：“我们习惯指责现在的官员板着面孔缺少人情味，可是，当他们在公共场合终于摘下面具稍微展露一下真性情，我们却又火眼金睛地挑三拣四、不依不饶，看什么都像是在炒作，看谁都像是在表演。试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像对待普通人那样，适当宽容地允许官员有无伤大雅的小缺点和小毛病，有生活的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我们的舆论环境，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流露真性情的机会?”
《伤不起的网络狂欢》——《中国青年报》今天简直是要和人山人海的网民们干上了。引用陈凯歌对新作《搜索》的点评，即“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一把无形的枪”作为导语，在数字青年报的头条位置，这份报纸允许作者祭出从“药家鑫案”到“李刚门”再到“深圳联防队员强奸案”的事例，以证明“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和约束可言的公共场所，这支‘无形的枪’带来更多的则是‘网络暴力’”：“一方面，肆意暴露他人隐私，过度炒作细节，动辄道德审判，网民沉醉于消费公众情绪和娱乐他人悲欢离合的‘狂欢’之中;另一方面，出于商业目的，网站往往也会操纵这些话题，成为这场‘狂欢’的幕后推手，以谋取提高网站知名度并作为吸引广告的重要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