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乞讨排行榜
对一些上海土著来说，保卫上海可能比保卫钓鱼岛更加让他们有紧迫感。作为中国最大都市里的原住民，他们认为外地移民的“入侵”是鸠占鹊巢，不仅占用了本已稀缺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而且那些“低素质”的言行让人不堪忍受。
这当然不是一个新话题。根据截至2010年11月的官方人口普查数据，在上海2301.92万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沪常住人口已达897.7万人，比2000年增加591.96万人，年均增长11.4%。在上海人口的增量中，89.5%由外省市流入，从安徽、江苏、河南三地流入的人口最多。这种人口巨量涌入，在给上海带来经济发展劳动力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开始影响本地居民的生活感受。对日日面对衣食住行难题的普通百姓来说，生活冲突显然比宏观数据更加感受深切。只不过，“排外”并不符合中国媒体的“政治正确”，所以，这些对外地客深恶痛绝的上海人聚集在类似“宽带山”这样的网络论坛上互相取暖，控诉“乡下人”的罔顾秩序、粗鄙野蛮——此恨绵绵无绝期。
这回，矛盾又因一份“乞讨排行榜”而激化。在上海，绝大多数乞丐来自相对经济水平落后的外省，在中国政府以人权之名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后，这些衣衫褴褛者可以更加安全地出现在街头和地铁。当听闻乞讨者中有人正是以此为职业，且可“秒入千金”、“月入过万”后，奔波的上班族难免要忿忿不平。正是基于这种民意，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交总队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官方微博“轨交警花”最近发布乞讨排行榜，根据东方早报上周五《警方试水微信举报地铁行乞》中的引述： “自2008年以来，在进综合执法工作站次数的排行榜上，22岁的何某以309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宁，暂住在火车站附近，文盲，脚上有残疾。88岁、来自安徽凤阳的陈老太以302次暂列第二。据警方透露，她下午与老乡打麻将，赢钱就不出来，输就出来讨点赌资...”
为了说明这些乞讨者的“死皮赖脸”，这份上海报纸的记者更描述亲眼所见，称这位刚点了份20多元外卖作午餐的王某说话“三分真，七分假，很多时候前后矛盾，但人看起来特别老实，很容易让人相信。轨交民警说，他们说谎是家常便饭，有时他们故意摔倒，先蹲在地上，然后慢慢倒下去，开始呻吟，或是先喝一口可乐，吐出来，躺在地上装病。”
“轨交警花”的“向地铁乞讨说不”号召获得了如潮响应，那些手机用户不停地向其发来可以证明乞讨者假装可怜、死搅蛮缠的画面，团结一心地希望获得一个不被打扰的乘车环境。但与此同时，争议声也传来了。
多位时评家连日来通过外地媒体表达了压倒性的反对意见，例如《“乞讨排行榜”是种示众式羞辱》、《“乞讨排行榜”考验城市管理雅量》、《“乞讨排行榜”警示公权应有边界意识》、《“乞讨排行榜”还是不要了吧》等，批评整治行动“缺乏人文关怀”。虽然也有类似《“乞讨排行榜”真的是在为难行乞者吗》、《“乞讨榜”本质上是一张“防骗榜”》这样的声援辩解，但那只多数是发表在上海报章上。
《东方早报》今晨发表《“空间压缩”时代的地铁乞讨问题》，请来自香港大学的钟晓慧感慨“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给予弱势的乞讨者一份同情和关怀，道理上当然是对的;但是，次次都给，客观上对方就会不劳而获，甚至可能变得比我还富了，这是对的吗?而且，当乞讨变成持续骚扰，人们难道没有权利拒绝这种强迫吗?”——这显然也是在对外地报章持续数日的批评提出反驳。
承认“城乡分割与贫富分化很严重”、“城里人和乡下人、生活条件好的人和生活条件差的人，总是密集地混杂在一起”这样的现实困境后，编辑们允许这位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生在此强调“秩序第一，安全第一”：“有些人主张乞丐有乞讨的权利，不能禁止。我觉得，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乞丐有乞讨的自由，但这是消极自由。就是说，一个人决定以乞讨方式谋生，别人不能干预他的决定，但是当乞讨成为一种公共场合中的公开行为时，乞丐也不能干预和触犯别人的自由。人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选择乘坐地铁，这是自由，但是乘坐地铁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这与是否自由并不矛盾。”
支持地铁管理部门以及警察维护秩序的人可不只这位作者。为了证明整治行动的正当性，《东方早报》早在周一即以头版宣布《市民支持轨交警方整治强行乞讨》，在描述《乞讨者每天200元出租孩子，70岁以上老年人最“抢手”》、《“轨交乞讨人员都是老面孔”》这样的丑态同时，记者还引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的背书，即“管理部门发布这个排行榜是一种无奈，应该谈不上一种歧视……强讨者利用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将之变成一种发家致富的法宝，这种行为是违背社会道德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