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改革
中国官员对劳教制度争议的答问，成为昨天下午商业门户和今晨都市报的头条首选，其中“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和认定程序也存在问题”、“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形成社会共识”的评估是标题热点，在这一议题中曾有突出表现的晶报简直是长吁一口气——《劳教制度终于要改了》。
根据京华时报《我国正研究劳教制度改革方案》整版报道中的描述方式，“在昨天发布的《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并未正面提及劳动教养制度，但在记者提问环节，这一制度却被两度问及”。这份报纸专门刊登出发问过程，即“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中，‘上访妈妈’唐慧的遭遇一度将劳动教养制度推向风口浪尖。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就《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国世界报记者问：在这个司法改革白皮书中，我们没有看到提到劳教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特别是考虑到有很多人大代表都呼吁废除劳教制度。”
于是，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忠林等专家对劳教制度的观点再一次获得各路媒体引用，例如“劳教制度关键是程序不公开”、“劳教处罚力度高于刑罚违背初衷”等，云南信息报展示的批评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律师杨名跨：“劳教这本老黄历悖逆时代潮流”。
《“有问题”的劳教，越快改革越好》——新京报允许学者毛立新催促。得到新浪搜狐共同助推，这位律师强调“一些部门迫于治安和维稳压力，习惯性地将劳教作为处理问题的工具，是不争的事实”，进而提供解决方案：“劳教改革的根本出路，是立法改革，通过立法进行彻底的司法化、法治化改造。无论劳动教养曾发挥过多大作用，终究不能把治安和稳定建立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不法侵犯之上，厉行法治、保障人权，才是社会和谐之道。”
在“上访妈妈”当初掩面而泣的大幅图片下方，东方早报配发的专家观点标题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那句“完全废除劳教制度不现实”。如何回答“唐慧之问”?这份上海报纸除了再次介绍南京、兰州等地的改革试点外，亦以头条评论阐明“如今，改革劳教成为共识。但是如何破题，并不简单”的现实：“客观地说，劳教制度是纳入现行的行政处罚机制，还是引进外国的‘保安处分’，还是将劳教场所学校化?是由法院主导，公安主导，还是行政司法部门主导?这些改革的大方向还没有定论。”
如果说这篇《劳教改革不能再拖》里的主调还是督促，那么评论员沈彬昨晚同时应邀为新华每日电讯所写的《改革劳教制度需用“中国智慧”》里就更多了些困境解析：“改革的难点在于，需掌握社会治安与公民人身自由之间的平衡点，在取消劳教之后，需要有一个衔接现行行政拘留与刑事处罚的违法矫治手段，应对社会治安问题。这种违法矫治手段，既要足以威慑城市中游走在违法灰色地带的‘边缘人’，又必须吸纳于现行法律框架内，保障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还要防止个别政府部门滥用它报复公民。”
作为新华社主管报纸，新华每日电讯当然要有这样的全局理性思维。事实上，在令劳教之弊再次刺痛公众情感的唐慧事件中，正是这家喉舌通讯社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共同发力，加速了那位悲情母亲的被释放。
昨天，新华社也给出了摘录记者会上劳教问答内容的电稿，而南方都市报也正是据此刊登报道。不过，正如这场发布会的初衷就是发布《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比起劳教制度改革的信号，司法改革这一宏大命题其实更受这份广东媒体关注，要通过社论把视野投向更加深远的社会公平正义，哪怕它确实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司法正义与‘法治天下’，不独为法律人的职业理想，而已然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公共愿景。或谓庆幸的是，人类文明历程中那部分‘最不坏的’理念，正在与这古老国度实现着对接。由‘依法治国’写入宪法所开启的这段‘兴法治而弃人治’的征程，已然无法阻挡，且不会停歇。”
对“无法阻挡”的强调，其实也正对应着中国市场化媒体对发布会内容的另一个重点通报段落：“司法改革并非将现行体制推倒重建”、“改革需顶层设计，自下而上会损害法律权威”。
既然官方有此口径，那么京华时报评论员傅达林在《司法改革凝聚共识再出发》也就必须有所顾忌：“时至今日，司法增量改革已越发接近自身功能的极限，更加趋向于体制性的蝶变。对于未来的改革者而言，无论是倡导‘自上而下’的法治化路径，还是注重‘自下而上’的民间性倒逼，都不再可能继续回避体制革新的难题了。因此，直面司法改革论争，凝聚朝野上下共识，在以往增量改革的基础上，寻找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乃是今后中国法治建设必须要趟的‘深水区’。”
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等待顶层设计还是依赖民间倒逼?这确实是朝野论争焦点。而新浪搜狐选择重点展示那句“审判权检察权独立是目标”的姜伟声明，根据发布会实录，当时，这位发言人所面对的提问来自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即“在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听说现在中国的律师被要求向中国共产党宣誓忠诚，您是否能够予以核实?现在的趋势是更加朝向司法独立还是将会由党派更多地控制中国的司法?”
对不满于中国司法独立性的人们来说，姜伟避而不答“宣誓忠诚”之事其实也并不会出乎预料。他们早在10月1日当天人民日报那篇《为了公正高效和权威》的头版文章中，就已感受了中共执政者的坚定立场：“多年来，政法领域一直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方面。片面追求‘司法独立’，片面强调‘法律至上’，盲目崇尚西方法制……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这样的观点和思潮不时泛起。”
就算因为这篇献礼文章以及另一段斥责“微博上有人打公知旗唱反调”的评论，而被徐昕等民间异议者抨击为“暴露真面目”，中共中央机关报显然并不会从大是大非的阵地上轻易退缩。用两整版刊发白皮书全文以及《我国司法改革各项任务有效推进》是这份报纸的标准做法，再由民主政治周刊附送《律师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大有可为》，指明“律师‘坐堂’，不仅可以为群众‘问诊把脉’，实现‘清热去火’，也可以为政府‘开方子’、‘献锦囊’，推进政府的科学决策” 的执业方向，更是时机恰当。
所以，已经一再展现其“异质思维”的长江日报，作为武汉市委机关报，就算要揭发“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司法腐败司法特权，还是得注意方式方法：“司法改革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专业学者和社会大众的看法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很多专业人士主张司法权力(包括法官的审判活动)的独立，至少在当前宪法框架内能真正地摆脱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社会大众更多地从生活和权益出发，关注司法公正。”
于是，在这篇长江日报社评中，评论员岳源一再阐述“司法公正的极端重要性”，提请重视“司法受到的来自外部的掣肘”：“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很重要，没有这些，很难想象司法还能充分地发挥良性作用。然而，我们认为，司法公正更为根本，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和重要保障。”
而中国青年报此时则再一次展现了它的特殊之处。在一篇声称“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同志接受本报独家专访”的稿件中，由这位“负责同志”重申了对“‘按图索骥’的简单线性思维”的批判：“把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作为蓝本，忽视了我国与他国、东方与西方在国家制度、发展水平、文化心理上的差异，割裂了司法制度内在联系，照抄照搬西方司法制度。以这样的思维模式来谋划推动改革，必然水土不服，事与愿违……在深入了解国情、世情之后，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基本制度相适应。”
不过，这份团中央机关报还是把更加显要的头版报头右侧位置留给了《限制公权，保障私权》，而这也确实使其获得多家门户网站转发，例如搜狐已重拟标题作“孙志刚之父：他的死换回社会对每个公民人权关注”。文中，记者李丽正是借我国第一次就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发布白皮书之机，重述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的过程，以及《物权法》出台、赵作海案等标志性事件，并由此总结十年主线——“如果说这些改革略显专业晦涩，那么，不妨这样感受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变化：老百姓‘打不起官司’的少了，打完官司‘申诉’、‘执行’不那么难了，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没那么容易了……”
二、跨省撤稿
以唐慧案为起点，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在网络舆论场上已经俨然成了一对好搭挡，这两家拥有最高政治地位的中央喉舌媒体时常以空降钦差之势，行舆论监督之职。昨晚，它们再度微博联手，向福建官场喊话：“中国已成微博第一大国，身处舆论漩涡的官员，请直面质疑;面对微博举报的部门，请给力调查……权力脱离法律轨道，就可能沦为私利的保护伞、不同意见的噤声器。”
其实，福建交通厅厅长李德金之所以招来这两家媒体的聚光灯，是因为他被指控“跨省撤稿”，侵犯了舆论监督者的权利。人民网在昨晚发出的稿件记述了事件发酵的过程：“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9日发布微博称，原本今日云南都市时报A30版要推出《福建“表叔厅长”来了》。几十万份报纸已经印刷，凌晨却被跨省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