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很长，我昏沉沉地睡去。人啊，只有在这时候，心灵才会平静下来。我不懂得宁静，不安分的灵魂又在做梦了。梦中挖到了梭梭的主根，我用力拔，根断了，水喷了出来。梦被水惊破，睁开眼，哪有水？只有梭梭的小叶，像“绿眼睛”一样注视着我。
我想问它：你为什么能活下来？这里已有8年没下过一场透雨了，你是怎样活下来的？我急忙把沙培回它的根部。我还挖什么呢？一株草木能活下来，我为什么想到死？心不再发抖，我也不再去躁动，午夜时分，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将衣服垫在车轮底下，冲出了那片“陷阱”。
那以后，我不再蛮干，不再动辄就去拼命。困难的时候我常想起它，大漠中孤单弱小的梭梭。它太穷困了，连件衣服都穿不上，可它却有惊人的生命力。它可以把叶子变成枝，以不损失一丁点水分和养分。严酷的条件下，它可以脱落枝叶，压缩生存的消耗而不死。
其实，人类为生存而做出的选择，为了生命的延续而做出的顽强探索，是比植物更高级更动人的。
那以后的5年中，我走过中国周边广阔的土地，不管在沙漠边缘还是戈壁之中；不管在雪山脚下，还是草原尽头；不管那里的气候多么恶劣，自然条件多么艰苦，总有人在那里生息、劳作。他们不嫌弃那土地，也没有叹息和抱怨。劳动舔食汗水，丰收带来欢乐，在改变自然、索取自然的同时，他们的生命焕发着迷人的光彩。
在去拉萨的路上，我曾遇见5位朝圣的藏胞，他们排成一行，每走完身体的长度，便双膝跪下，五体投地，伸长双臂——用身体丈量大地，全身心地拜向他们心中的神灵，毫不懈怠。是生存的需要，是信仰的力量，还是人性的顽强？神灵在哪里？神灵在他们心中，生命本身难道不就是“神灵”？这使我想起了我和妻子潘蓉去北极考察时见到的爱斯基摩人。
1818年，一艘欧洲探险船历尽艰辛在格陵兰的西北部图勒靠岸，当白人探险家们正在欢呼他们创下距北极点更近的探险纪录时，一群身着北极熊皮和北极狐皮的黄色面孔从冰山雪谷中跑了出来。白人们吓傻了，这些手持长矛的人莫非是鬼？或是神？是人怎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条件下生存？他们是人，爱斯基摩人。当这些探险者发现他们时，他们已在绝对没有粮食、没有蔬菜、没有燃料的冰雪世界里生活了两三千年，与地球上的人世早已断绝信息。在非常寒冷的世纪时，他们遗失了桨、箭和小船。在没有木材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鲸鱼的骨头做雪橇，做捕捉岩鸟的网子上的柄；他们靠生吃海洋哺乳动物、鱼类和驯鹿的肉活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