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村”收获非洲 《一个人的非洲》作者洛艺嘉曾用3年时间走遍非洲22国，她告诉《小康》：“在非洲，中国人的黄面孔就是最好的通行证。”所以中国人在非洲是非常受欢迎的。 “保定村”在推行的时候，就是以中国农村的模式，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产业拉动、避强就弱”的方针，在国外投资落户。每个村子规模不等，人数多的近400人，少的只有40来人，每个村都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负责和当地政府签订项目，组织和协调村民的工作，解决纠纷以及为村民统一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用刘建军的话说，“保定村”的模式就是为了避免以往中国人在国外单打独斗的状况，其战术原则是：变麻雀战为运动战、变游击队为正规军、变出口产品为出口产业。 这种做法也确实不同于以往，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而中国外出的农民也有了空前的收获。 陈来会是保定易县牛岗乡人。易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而牛岗乡又是这个贫困县中的贫困乡，一家四口就挤在9平房米的房子中。两个儿子都快三十了，也找不到对象。为了生活，一家四口决定跟着刘建军去国外闯一闯。 一年以后从国外回来盖了两处房，还弄了院子，穿得好了，家里摆得也好了，两个儿子都搞上对象了。“我去看的时候，陈来会抱着我哭，说‘刘局长真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想到这么穷的家，一年的时间就能翻过身来。’” 刘建军讲了一个农民家庭的变化。 在保定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4个烧砖的师傅，到了非洲享受到专家的待遇，在那里待了4个月，每个人挣到了1万美元。 世界各地的“保定村” 刘建军说，“保定村”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主要原因是带去了在中国看似落后、但在那些不发达国家却显得很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符合产业转移的规律。而这种做法不仅在非洲得到了推广，在亚非拉欠发达国家都有很大发展。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一接受《小康》采访时分析，过去我们说“用市场换技术”，非洲“保定村”的城市证明其实我们走出去，也可以“用技术换市场”。 在上万海外保定人眼中，刘建军是他们的“刘局长”；在当地非洲人民心里，他被6个部落联合加冕的 “大酋长”。刘建军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号，基于一个事实：从1998年上任市外贸局局长到现在，他先后在全球五大洲、38个国家建立了48个“保定村”，8年来，已经有1万多名保定人转变成“世界公民”。 目前“保定村”在国外获得可供经营的土地中，面积最大的马里达2000多平方公里；其次是俄罗斯阿巴坎项目，达500多平方公里；蒙古乌兰巴托“保定村”项目也达到了300平方公里。 刘建军认为这种模式的潜力还很大：“未来5~10年里，只要有政府很好的调研，将我国国内剩余的技术、资金放出去，我国每年可以向国外输出劳工200万~500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目前蒙古国人口的总和。 基于这样庞大的数字，“移民版图”已经浮现，非洲、西亚、远东、拉美构成了基本框架。“保定村”模式目前并不适合到发达国家建立，海外就业的重点应放在上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刘建军解释说。 “虽然到非洲有政局动荡和劳务纠纷等不利因素，但就投资而言，对于中国商人还是一片处女地，是一片新的边疆。”在刘建军心中，非洲无疑是一个重点。而在巴西筹划“保定村”的工作也已经展开。 说罢，他深呼一口气，紧锁的眉头微微张开“100多年来，中国经过了洋务运动和民国初年两次移民浪潮，从现在到2010年，应该是第三次浪潮。” 海外“保定村”模式，变国外打工为国外当老板，变输出产品为输出产业。他的成功不但帮助农民摆脱贫穷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也为我国农民外出打工开拓了一个新的模式。
让更多农民走出去 一般国内农民或者下岗职工去海外创业，都要带几万元的资金。但是很多农民和下岗职工是掏不出这些钱的。于是刘建军有了新的操作办法：按照“企业运作”的方针，农民的工资前几个月可以不发，作为飞机票的抵押，等工作一年后，照样可以获利不菲。 在很大程度上，“保定村”模式的发展壮大带有很强的刘建军“能人色彩”，而由于目前刘建军已经不再担任政府职务，2002年起不能再以保定市外贸局局长的身份实施政府引导，“保定村”模式的进度已经有所减缓。“原来市里一年能出去2000多人，这两年都不到1000人”。 而现在一些富了的个人和村庄，也表现出一些问题： 关于陈来会，当地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刘建军到了他们新家，发现买了夏利车，很高兴，就问：“这车谁开？”答：“没人会开。”“那为什么买呢？”答：“我看人家都买，咱不会开，那就当个沙发用吧”。 被誉为“河北出国劳务输出第一村”的定州市号头庄乡吕家庄村是著名的“非洲村”，而这个村因为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国外打工，已经成了“空巢村”。 吕家庄村郭支书告诉《小康》记者，该村共有700多户共3000多人，目前有400多人出国打工，占了整个保定出国务工人员的1/10。外出打工的都是村里的青壮年男劳动力，年龄都在18~40岁之间。村里留守的55岁以上的老人有700人左右，18岁以下的有800人。 作为当地农民“走出去”的带头人，刘建军也有自己的苦恼：“关键是需要政府支持，让这种模式的推动力是一个机构而不是我一个人。”? 对于出现的种种问题，刘建军不是没有努力过。他曾向保定市政府申请成立一个由市领导牵头的境外投资合作领导小组，并设立专门的办公室，以政府的名义从事这项工作。在2005年初的市委文件中得到了初步认可，而此后杳无音信。“这样，用于安排境外就业的种子基金就无法创立。”刘建军无奈地说。 “保定村”运作模式 目前他们运作海外“保定村”，一般是先由政府同国外当地政府签订协议，动员中小企业带产业、带项目去海外合作，进而组织适应相关产业的农民或下岗职工前往所在国，也可以先和当地地方政府或酋长签订协议，然后交给两国政府，最后由两国政府确定为国家间的协议。 在选址上，一般避开大城市，到高速公路通达的中小城镇的边沿，申请一块土地用以种树、种菜、养殖。之后再扩展到建筑、开矿、木材加工、商贸、餐饮、橡胶、腰果、木薯棕榈油加工等产业。 此外，中非商会还和所有设在国外的“保定村”村长签订了合同，每年必须拿出10%的利润作为“村”里的公积金，以解决在那里工作的工人们的安全、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同时，还制定了《保定村民公约》和《国外保定村组织办法》以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际运转中，他们还经常会遇到诸如货币结算困难、货币贬值和战乱等在非洲国家经常出现的困难。比如，在一些小的国家没有可以和我国直接进行结算的银行，需要通过第三方国家的银行结算。现在通过政府和金融部门的努力，这些困难也都能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