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阿里巴巴创业论坛网友翟应龙用自己的语言写下了他中年创业的艰苦历程，几番沉浮锻炼出了一个钢铁般意志的人，也许这正是创业带来的真正收获！ 第四部：恩恩怨怨红登楼 1、红登楼等待一个人 从北京调到到漯河，直接插手红登楼的管理，实际上是迫于无奈的事。 红登楼是火锅城的名字，以经营川味火锅为主。 最初，红登楼是由一个叫孙熙华的人创办于西安，位于西安市西大街离钟楼不远的一条颇为热闹的街道上，上下两层楼。 说起红登楼，不能不表一表孙熙华。 此人原在部队干过，“九一三”事件后，直接复员到了西安，由于他是四川人，便开了这家火锅店，开始时这家店与其他小餐馆并无两样，但巧于经营的孙熙华，借助它工作于西安市招待处处长的战友，竟然把华国锋夫妇、汪锋、马文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请来吃饭，并分别于这些领导人合影、题辞。如马文瑞的题词是“一旦登临红登楼，方知火锅谁称王”。汪锋的题词是“火锅王”等等。这些照片和题词，大大地轰动了西安市，这家小店便慢慢地有了名声。 一个偶然的机会，赵磊回西安老家办事，听朋友介绍，便到了红登楼吃火锅。从此便和孙熙华有了来往。其实红登楼的火锅还是很有特点的。它是由曾为朱德专做火锅的大师傅曹炳全的大徒弟为主，他又培养了谢坤贵。有了这两个人，红登楼的生意自然好上加好。在交谈中，赵和孙到漯河来了一趟，商量双方合作的事。 孙同意了，并在1996年与孙合资在漯河投资兴建了一家红登楼火锅城。火锅当时虽然红遍全国，但在漯河这个内陆城市，还不多见。这样一开业，生意十分火爆，只有350平方米的小店，整日里人满为患，吃饭还的提前预订，稍微晚定了便没有座位，一天可以翻三四次台。最多一天的营业能达到两万多，如此一来，红登楼一下子成了兴亚集团的明星单位。 有鉴于此，由于孙在离漯河50多公里的许昌市合作了第二家红登楼，生意依然火爆。 孙在红登楼的管理上，采取的是家族式管理。他的岳母、岳父，亲戚充斥于各部门，而且有实权。兴亚方面则是集团化管理，派的人员既不是亲戚，也不是熟人。因此除了在日常管理中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财务管理上屡屡发生矛盾。 这样一来，红登楼表面上生意热火朝天，集团也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但在其应该分享的利益上，已经提前打了不少折扣。 为了这些事情，赵和孙的矛盾日益显露，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从当时的情况看，红登楼的无形资产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在规模上还是很不规范的。 为了彻底规范化管理，兴亚集团与孙签了合同，由兴亚出资50万元，一次买断红登楼的全部无形资产，孙除从合作中一次性分得自己的所得之外，从此退出红登楼，永远不许再使用有关图片、题词和红登楼的店名。 合同签订之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兴亚集团又先后在运作，在濮阳、驻马店、平顶山、禹州、焦作建立了5家分店，生意做得很好。与此同时，兴亚集团在漯河注册成立了漯河红登楼火锅城连锁有限公司，统一管理这些火锅城。之后又在西安，厦门建立了分店。 随着业务的迅速扩大，管理干部日趋紧张，于是便从各分公司抽调管理干部担任各分店的经理。原来在宾馆机房工作的陈大红、田红担任焦作店的经理。宾馆的会计部的郭大民任濮阳店经理，原典当行的司机孙建伟任平顶山店经理，其他也都分配了领导岗位。服务员除了从四川招聘之外，更多地从宾馆餐饮部抽调。当时的连锁店总经理，就是我任集团总经理时的助理徐亚翔。 当时，徐还肩负着管里银鹰典当行的金融业务，同时还在集团公司金融业部任总经理。在建立红登楼连锁店的过程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从选址、投资、基建、开业等，这六、七个点的所有主要工作都由他负责。 连锁店建立起来了，上层管理却明显的跟不上，有的店坐等现金，管理混乱，人员流失严重。徐则在漯河坐阵指挥，加之他的金融职责至关重要，上层管理急需一个铁腕人物实施了强有力的规范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