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有声电影，开创邵氏新天地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一个电影的新时代到来了。3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南洋地区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人们连生存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不少电影院因此关门停业，邵氏在南洋的影院生意也每况愈下，日渐清冷。
邵逸夫不甘心看到自己与三哥在南洋苦心经营的电影事业就此萧条倒闭，仍然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他发现，目前的有声影片全是好莱坞和西方生产的洋货，而华人影片公司生产的仍然是无声片。他意识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已经摄制出有声电影的情况下，无声片将面临绝路。“天一”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率先拍摄出有声影片，抢占国产影片市场。
几经思索，邵逸夫找到邵山客商量：“三哥，我想了好久，如果继续做无声片，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干脆拍有声片吧。现在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很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借此机会，捷足先登，做史上第一人。”
邵山客说道：“六弟啊，你这话算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苦于力不从心，所以才迟迟不敢出手。既然六弟你也有这个想法，那我们就兄弟齐心、放手一搏吧！不过，当务之急就是去美国买最先进的有声电影器材。”
生长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邵逸夫，在开明的父亲的引导下，得以远离当时陈旧僵化的私塾教育，而接受了新式教育。他早年就读于被誉为“江南第一学堂”的庄市叶氏中兴学校，后来，回到上海，在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在那里，邵逸夫接触到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方式，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此次美国之行的重任也就落到了邵逸夫的身上。
1931年，邵逸夫辞别了三哥，启程去电影业最发达的美国。凡成就大事之人，似乎总要有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邵逸夫此次的美国之行，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生死历险记”。
位于西半球的美国与南洋相距上万里，深不可测的海面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风平浪静，顷刻间便狂风大作，轮船一会儿被推上峰顶浪尖，一会儿又跌入低谷。邵逸夫躺在船舱里，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般痛苦难受。数十天的风浪与颠簸，严重的晕船、呕吐，已经让邵逸夫浑身虚软、几乎脱水。就在轮船即将驶入美国西海岸之时，邵逸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以为终于熬过了晕船之苦，可是，他哪里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海难降临了。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轮船触礁了，海水从船底涌入船舱，轮船迅速下沉，无数的生命在顷刻间消逝。落水的邵逸夫死死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救援的船只救起。
就在邵逸夫与风浪、晕船进行搏斗，经历九死一生的同时，上海的明星公司率先推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当这部影片在上海的新光戏院隆重上映时，立即引起了轰动，这让执掌“天一”的邵醉翁有些懊恼。拍摄有声电影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而且，几天前他已经收到邵山客从南洋发来的电报，说六弟逸夫已经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设备了，本以为“天一”这一次能够创造“史上第一”，没想到却让老对手抢了先。
于是，他给邵山客发了封电报，倾述心中的苦闷。
邵山客也觉得颇为惋惜，但是想到不久之后，他们也将拥有自己的有声电影设备，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心中又充满了自信。于是，他对大哥说，既然没能争得“史上第一”，那就在技术上取胜，这才使得邵醉翁郁闷的心绪稍稍宽慰了一些。
大难不死的邵逸夫在医院昏睡了一天一夜，刚刚醒来，便顾不得身体的虚弱，偷偷溜出医院，直奔全世界最大的“电影梦工厂”——好莱坞。当他看到庞大壮观的电影基地，完备的电影制作流水线时，感到非常震惊。这次旅程让邵逸夫下定决心建一座属于东方人的“电影梦工厂”。
经过认真走访和精挑细选，邵逸夫终于买回了全套的有声电影器材，带着这套“讲话机器”，风风火火地回到了新加坡。兄弟二人立即着手改造自己的影院，安装有声设备。由此，开创了南洋放映有声片的新时代。
放映设备有了，但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新加坡一年四季都酷热难耐，邵逸夫的两条腿上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蚊虫叮咬的包，奇痒难耐，他索性打来一桶冷水，把脚泡在水里。就这样，邵逸夫一写就是半个月，可是他总是觉得不满意，于是，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着有声片的拍摄技术，培训技术人员，并继续揣磨构思剧本。
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和左翼电影的兴起，“天一”的市场出现了萎缩，于是，邵醉翁对“天一”的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把上海的“天一”交给了邵?人打理，自己则带着一大批制片人、技术人员、资金和设备南迁香港，在九龙土瓜湾北帝街42号开设了“天一港厂”，以拍摄粤语片为主。
1932年，由邵醉翁导演，邵逸夫摄影，粤剧名伶薛觉先编剧并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粤语有声电影——《白金龙》，在香港摄制完成，这也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国人独立拍摄并制作完成的有声电影。《白金龙》在香港和上海隆重上映后，可谓石破天惊，立即引起了轰动效应。特别是在香港，更是场场爆满，连续公映数月，久盛不衰。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流进了邵氏兄弟的口袋。此片还通过邵氏兄弟在南洋的发行网络，在广东人密集的东南亚华人社区放映，同样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这部成本仅仅一万元的影片，让邵氏兄弟大赚特赚，仅在广州一地的票房收入就是拍摄成本的60倍。
《白金龙》大获成功后，邵逸夫把“有声摄影器材”转手给大哥，自己则又回到老根据地南洋，借“有声放映器材”之威力，继续与三哥邵山客一道打理南洋的影片发行和游乐场，扩张他们的南洋市场，为大哥的“天一港厂”开辟更大的发行网络。他们的策略是，一边大量收购转让出售的戏院，建立自己的院线；一边尽量扩大发行网络，推销“天一港厂”的影片。
《白金龙》的成功，让邵氏兄弟和“天一”名声大振，自然也遭到了同行竞争者的嫉妒和眼红。1931年，天一港厂莫名地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天灾”，连续两场大火，将片库里所有的存片和拷贝烧成了灰烬，场房成了废墟，邵醉翁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基业顷刻间被付之一炬。
面对这样的打击，邵醉翁大病不起，往日的雄心勃勃早已荡然无存。心灰意冷的他，逐渐心生退意，这位叱咤中国影坛，名噪一时的影业大佬从此淡出江湖。
事发后，邵?人和邵逸夫相继从上海和南洋抵达香港，商议重整邵氏的事宜，最后决定把“天一港厂”交给老二邵?人，邵逸夫则返回南洋，协助邵山客继续打理南洋的事业。
邵?人接手“天一港厂”后，立刻改换门庭，将“天一港厂”更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决心重振昔日雄风，在香港再创出一番邵氏的宏图大业。很快，公司走出火灾造成的混乱，重新步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1937年，邵逸夫与黄美珍喜结良缘，第二年，生下长子邵维铭。也是在这一年，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事业进入鼎盛期，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地拥有110多家电影院和九家游乐场，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洋地区，并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就这样，“天一”在上海、香港，“邵氏兄弟”在南洋，他们南北呼应，共同书写着邵氏家族的电影传奇。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相继攻陷南洋各地，邵氏影业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南洋的百余家影院几乎全部化为灰烬，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所创立的庞大产业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口。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远隔重洋，战火纷飞，兄弟之间音信全无、生死杳然。邵氏惨淡经营，直至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邵逸夫本人也因“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被日军扣留，关入地牢。从名震一方的影业大亨到近乎一无所有的阶下之囚，邵逸夫陷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境地。
然而，对于邵氏兄弟来说，任何困难险阻，都不能削减他们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振兴华夏电影的坚定信念，邵氏兄弟们蓄势待发，等待着重整邵氏雄风的机会到来。
天命之年，打造“东方的好莱坞”
抗战胜利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就失去联系的邵氏兄弟，历尽艰辛，终于得以重逢。彼此牵肠挂肚了三年多，兄弟相见，自然感慨万千、相拥而泣。
邵氏兄弟重新坐到了一起，决心重新振兴邵氏电影事业，老大邵醉翁留在上海作为后盾，负责“笑舞台”和南洋影片公司在上海的发行业务；老二邵?人回香港恢复南洋影片公司，以香港为基地拍摄电影，供应上海及南洋的戏院；邵山客与邵逸夫继续在南洋扩展戏院，邵氏兄弟重新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返回南洋后，邵逸夫与三哥邵山客立即着手恢复院线。经历了战争，很多戏院已经面目全非，或毁于战火，或改做他用，即便是保存下来的也是破烂不堪。兄弟俩先选了十处过去人气最旺的戏院，同业主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因陋就简，放映卖座电影，等有了收入，再依次对戏院进行装修。
到20世纪40年代末，邵氏在南洋的院线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雄踞南洋院线商“龙头老大”之位。
1945年8月，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原本就是自由贸易港的香港再次散发出“东方之珠”的魅力，此时也正是邵?人在香港重开南洋影片公司的大好时机。
于是，邵?人很快地将九龙城的南洋片场恢复起来。并在邵山客与邵逸夫的支持下，重新招兵买马，开始拍摄新影片。此时，电影产业也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彩色电影。1948年，邵?人和他的儿子把南洋影片公司改组为由他们父子控股的“邵氏父子公司”。与此同时，在南洋的邵山客与邵逸夫两人合组的南洋“邵氏兄弟公司”也恢复了运行。
上海与南洋成了邵氏父子公司的最大销售市场。与战前所不同的是，此时邵山客与邵逸夫的“兄弟公司”需向邵?人的“父子公司”购买影片，即邵山客与邵逸夫出钱，邵?人负责拍摄，一切开支由“父子公司”向“兄弟公司”报账，账目分得清清楚楚。这种经济上独立，业务上合作的产销联合体，拥有着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
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他眼光独到、嗅觉敏锐，认为电影事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洞悉市场的变化，了解观众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他发现，原来的那些电影器材已经老化落后了，不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就一定要舍得投入大本钱。于是，邵逸夫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再次去大洋彼岸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器材。1950年，邵逸夫第二次远涉重洋，奔赴大洋彼岸。这一次的行程，更是让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不但去了美国，还去了欧洲和澳大利亚。他一边选购器材，一边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新观念、新思维。当他再度返回南洋时，一个邵氏影业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在邵逸夫的心中构筑出来了！
邵逸夫与邵山客调整了以往略显保守的经营方式，采取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策略。此时，他们的事业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电影业及娱乐业，还把触角延伸到了银行和房地产业。但电影业仍然是“邵氏兄弟”事业的重心，他们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多年打拼的经验，采取主动进攻、四处出击的战略，在南洋遍撒大网，发现合适的戏院就通过收购或租赁的方式，网罗至“邵氏兄弟”名下。
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邵氏兄弟公司”不但恢复了战前的规模，而且比以往更胜一筹，邵氏影业再次展翅腾飞。
到了1957年，“邵氏兄弟”在南洋创业了整整3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拥有百余家电影院和十多座大型游乐场。
邵逸夫兄弟在南洋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而二哥邵?人在香港的电影事业却是江河日下。于是邵?人写信给南洋的邵逸夫和邵山客，表明自己对电影业无心恋战，希望他们兄弟俩能有一人来香港，主持邵氏影业。
就这样，1957年的初秋，邵逸夫辞别了合作30年的三哥，从狮城正式移师香港，从此开始了一段“笑傲江湖数十载”的新的人生历程。这一年，邵逸夫50岁。
虽然年过半百，但是邵逸夫的精力丝毫没有减退。相反，他更加雄心勃勃，威风不减当年，立誓要再图霸业，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辉煌。天命之年，尚有如此雄心壮志、如此势不可挡的气魄，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敬佩。
邵逸夫一到香港，顾不得洗去风尘，便立即动手开展工作。30多年的电影生涯使邵逸夫意识到，国产片水准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拍摄场地。而要想抢占香港这个制高点，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影院和出品自己的影片，但如果没有一个配套健全、设施优良的拍摄场地——影城，想拍摄出高质量的影片就无异于纸上谈兵。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农民没有土地，邵氏要想在激烈的影业竞争中得以发展，成就霸业，就必须要走好莱坞式“梦工厂”的道路，建立属于自己的、最先进的电影制片厂。
可这又谈何容易？要建厂，就得买土地。
香港这个地方寸土寸金，他只买得起位于清水湾的一座46英亩的荒山。这里远离闹市区，杂草丛生，交通不便，杳无人烟，用邵逸夫的话说，“在山上向四周开枪，都不会击中任何目标。”要在这块废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制片厂，谈何容易？但邵逸夫偏偏就是“相中”了这里的“好环境”——远离闹市正是制作影片的理想之地。
说干就干，就在邵逸夫砸下巨资买下这荒山野岭的次日，他便挂出了一块金字招牌——邵氏兄弟影业有限公司。
尽管邵逸夫胆略过人，但是，却没有任何影界人士投奔到九龙这块尚未开发，看不见有任何厂房与拍摄设备的“邵氏公司”来，因为没有人相信“其貌不扬”的邵逸夫能在清水湾这个地方兴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电影城”，也没有人肯相信在香港的电影公司都不景气的年代，邵逸夫会创出令世人惊叹的事业。
但是，邵逸夫却依然执着地按照他自己所描绘的蓝图去行事。他先是在香港几张有影响的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上刊登了醒目的《启示》：“今为提高中国电影之水准，发展国片之国际市场，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更新技术，发掘人才。现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暗房、编剧、导演、演员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这则广告果然收到了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乐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
另一面，邵逸夫也开始着手兴建心中酝酿、构想已久的影城。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市区与清水湾之间，筹划着片场的设计方案，常常忙得忘了吃饭，直到肚子咕咕叫，才胡乱找点东西充饥。有时实在太困了，就把头伸到自来水龙头下，冲冲凉水，以消除疲劳。这样拼命的工作就连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吃不消，更何况年过半百的邵逸夫呢？可是，邵逸夫偏偏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工作起来，劲头、精力、效率都丝毫不亚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清水湾影城从1957年开始破土兴建，历时七年才告完工。这座现代化电影基地，气势恢宏，配备有电影制片大楼、摄影棚、隔音片厂、混录车间、置景场棚、服装道具室、冲洗拷贝车间、放映室与行政大楼。还建有一条古装街，两旁尽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和古今中外的各种建筑。这便是邵氏影业帝国的根据地，亚洲最大的影城——邵氏影城。
邵逸夫在步入电影业时就已经认定，从事电影事业必须将制作与发行相结合，方有出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展开了一个庞大的扩张计划，实行“每月一院”的方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物色适当的地点大开影院。短短几年，邵氏影院星罗棋布，迅速增至130余家，其巨大的发行网络也在不断地完善中。此后，风格各异的影片从邵氏影城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
百花齐放，邵氏雄威“名震江湖”
在邵逸夫到香港之前，香港的电影院实行的是分级制，本土出品的电影只能在低级电影院放映。
邵逸夫不信这个邪，他要用自己的电影征服香港人。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从几十部剧本中，选定了改编自民间故事《梅龙镇》、民间传奇《游龙戏凤》，描写明朝正德皇帝与民女李凤爱情故事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拍摄费用至少要100万港币，便劝邵逸夫放弃。可邵逸夫不但坚持要拍摄这部影片，还大胆地起用了年仅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
李翰祥有着很好的美学素养和古典文学功底，他在1956年拍摄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既创造了30万港元的票房收入，又赢得了亚洲影展的五项大奖，这是邵逸夫重用他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一个颇具风险的决定，因为此前香港影坛的几部黄梅调电影，除《貂蝉》外都反应平平。
但是，邵逸夫给予了李翰祥充分的信任和充裕的资金，使他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美学构想。李翰祥也不负邵逸夫的厚望，当《江山美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那宏阔华丽、美轮美奂的影像，史诗般的艺术风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邵逸夫还请来有“港台黄梅调第一功臣”美誉的王纯为影片的音乐作曲，王纯以黄梅戏唱腔为主体，融合了江南小调和流行歌曲的元素，用单纯的曲调创造了一种醇厚婉转的意蕴，其中的一些唱段，如《扮皇帝》、《戏凤》等流传至今。
《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被台湾著名的影评人黄仁、杜云之评选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影片获得了1959年第六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彩色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最佳录音和最佳艺术设计共十二项金锣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声名远扬。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古装片的狂潮。从此黄梅调电影走红港台20余年，其中“邵氏”作品就达到了30余部，占港台黄梅调电影总产量的3/5。
邵氏的黄梅调电影不但成为美学的塑型者，也直接奠定了这一类型影片在电影史上的意义，其受欢迎程度还在电影史上留下不少笑谈。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看了120遍。反串梁山伯的女影星凌波到台湾访问，万人争睹，人群散去后，地上遗落了不少眼镜、发卡、鞋子。
邵逸夫以黄梅调影片俘虏了女性的“芳心”后，又以新武侠片建立了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新武侠片是相对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武侠片而言，它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所谓特技。”作为“邵氏”新武侠片的代表人物张彻和胡金铨，差不多是在同一时代革新了武侠片，他们也因此被视为新派武侠片的宗师。
张彻的武侠片被誉为“阳刚武侠”，其中激荡着令人血脉贲张的豪情壮志，剧情突显的是男人的情谊和惨烈的结局。其开山之作是《虎侠歼仇》，而奠定其武侠片地位的则是《独臂刀》。邵氏经典武侠电影《独臂刀》是“邵氏”第一部赢利超过百万的影片，也第一次使男影星的地位超过了女影星。
如果说张彻的武侠片展示的是一种暴力之美，那么，胡金铨的武侠片则展现了一种诗意之美，因此被称为是“文人武侠”。
虽然他只拍摄了一部《大醉侠》，便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和而离开了邵氏公司，但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却是邵氏的其他武侠影片所无法超越的。这部影片除了塑造了“大醉侠”这位平素形如乞丐、醉鬼，关键时刻才露出侠义本色的另类大侠的形象之外，“男装帅气，女装俏丽”的侠女金燕子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的其他元素，如清幽的高山流水，悠扬畅快的配乐，集中了所有冲突的边疆客栈、禅林寺院、草木山石，蓑衣刀剑，甚至每一个动作眼神，都拍得美轮美奂、震撼人心。这部影片被认为是“1965至1966年间新派武侠片中成绩最美满的一部”。40年后，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上，《大醉侠》与金?凯利的《雨中曲》、黑泽明的《影武士》等在“旧片重放”环节中放映。该环节是为回顾电影史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影片而设立的，《大醉侠》在中国甚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大醉侠》、《独臂刀》开拓了武侠电影的新局面，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以后，邵氏影片不仅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倾倒无数观众，就连一向对中国电影不屑一顾的欧洲人、美国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除了主打古装片和武侠片，“邵氏”的其他类型影片也有很大成就，如文艺片《后门》、《不了情》、《一毛钱》，“彩色宽银幕”的歌舞片《千娇百媚》、《花团锦簇》、《万花迎春》等都是叫好又卖座的影片。
可以说，“邵氏兄弟”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香港电影业的繁荣，所摄制的影片均是脍炙人口，开创了电影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电影史上具有标杆性意义。而且早在建立邵氏影城之初，邵逸夫就开始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创办了香港最早的娱乐杂志之一——《电影周刊》，并特别聘请邹文怀担任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设有“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特色栏目，不仅捧红了一大批电影明星，更是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而邵氏影片及邵逸夫本人在推广中国文化上更是功不可没。在每部影片里都打上中英文字幕，也是邵逸夫的首创和发明。
然而，当邵氏影业渐入佳境时，公司内部发生巨大的人事震荡，1970年，在邵氏工作了12年，素有“宣传鬼才”之称的邹文怀，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合，与其分道扬镳，而且还带走了何冠昌、蔡永昌等不少邵氏的精英骨干，自立门户，成立了后来名扬香港影坛、成就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嘉禾影业公司。邹文怀此举差一点使邵氏公司陷入“人去楼空”的窘迫境地。但是，这并没有动摇邵逸夫把“邵氏兄弟”公司做大、做强的决心。在邵逸夫的苦心经营和力挽狂澜下，邵氏公司安然渡过难关，并继续发展壮大。
20世纪70年代，邵氏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李翰祥的宫廷历史和风月影片，张彻的武侠动作阳刚男性影片，刘家良的功夫武术动作影片，楚原的古龙小说系列等影片上座率都很好，几乎是场场爆满。邵氏声势可谓如火如荼，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上的纪录。邵逸夫的身价也不断攀升，而“邵氏出品”更是成为了那个年代华语电影的黄金品牌。
与此同时，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业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影院，并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
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华语影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
这不仅为各国观众带去了欢乐，也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邵逸夫不仅仅是把电影当作一种赚钱的工具，更是将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他常说：“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不会过早地就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挑战，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也正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每天早晨6点钟，邵逸夫都会准时起床，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6小时以上，他的劳斯莱斯车里也配有办公设备，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在邵氏影城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一间试片室，那是邵逸夫每天必到的地方。试片室的最后一排有一张舒适的沙发，邵逸夫每天都要在这里坐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不管是国语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还是德国片、法国片、墨西哥片，他都会看，这其中还包括邵氏公司出品的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影片。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九部，一年700部，邵逸夫可谓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邵逸夫就是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去了解影业行情，去研究人家如何作秀，去揣摩观众的口味，去发现新的选题。例如在创制新武侠片的时候，邵逸夫就常常放意大利黑帮片、日本剑侠片和美国007影片给员工们看，以资借鉴。
邵逸夫看电影，有一个精妙的“理论”，叫做“两只眼睛看电影”。邵逸夫说：“在香港，我永远用两只眼睛看一部电影，一只是‘商人的眼睛’，另一只是‘艺术家的眼睛’。”
在邵逸夫看来，所谓“商人的眼睛”，其意义在于电影既然是文化商品，那么，追求卖座率是天经地义的。要想“卖座”就要迎合观众口味，把电影拍得好看，只有电影好看，符合大众口味，观众才会“买账”。因此，邵逸夫的制片方针就是“观众至上”。电影更是附着于精神文化的艺术商品。古人说“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如果一味的“观众至上”，一味的媚俗，甚至伤风败俗，那么也将最终被观众或市场所抛弃。所以在“商人的眼睛”之外，还得加上一只“艺术家的眼睛”，也就是说，他要求邵氏拍的电影不但“叫座”，还要“叫好”。邵逸夫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求精益求精，即使是最细微的部分，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是绝对不会放松的。许多熟悉邵氏电影的观众都会对“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印象深刻。作为邵氏的特色商标，如果现在哪个电影公司敢在自己出品的每部影片都打上类似的标签，恐怕早就被观众的口水给淹没了。而当时的“邵氏”确实是有这份自信和实力的。当然，这与邵逸夫的严谨与执着是分不开的。
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为了保证影片质量，邵逸夫亲自对每一部影片进行严格把关。在他看来，观众看了劣片一定非常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没有好的戏，做了劣片，若无法补救，就亲手烧掉，毫不手软。邵逸夫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副其实的拓荒英雄。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付出的心血。从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亲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和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兴衰与成长。
进军电视业，书写TVB的岁月风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日本、美国，电影已经成为“夕阳产业”。
在香港，随着电视“飞入寻常百姓家”，电影业也受到来自电视业的强大冲击，开始走下坡路，电影的市场在日益缩小，逐步失去了昔日鼎盛时期的灿烂光辉。
然而，电影业的冷清萧条，并没有给邵氏影业带来太大的影响，相反，此时的邵氏影业尚处于如日中天的黄金时期。而一直致力于电影业的邵逸夫也凭着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必须把业务向多元化发展，于是，他悄然把精力转向刚刚起步的电影的姐妹艺术——电视业。1965年，香港政府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邵逸夫立即觉察出电视作为艺术的后起之秀，今后将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和不可估量的潜力。于是，他联合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加竞标，最终邵逸夫与利孝和、余经纬及“美英资金”投得香港的免费电视牌照，合资创办了“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无线电视台(TVB)，公司最大股东利孝和出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为常务董事。
1967年11月19日，无线电视台正式开播，从此，一个庞大的电视集团开始起步。多年来一直从事电影娱乐业的经营，邵逸夫亲历了不少“挖角”的战争，因为，他深知麾下无星的窘迫。自从进入电视业起，邵逸夫就一直在心中酝酿着一个“明星制造”的计划。20世纪70年代初，在邵逸夫的建议和推动下，“无线电视”和“邵氏兄弟”公司就联合创办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无线艺员训练班”。
1971年，“无线艺员训练班”首次开班。那时的香港没有专门培养演员的演艺学院，“无线艺员训练班”也就成为了香港艺人的“明星梦工场”。此后，这个培训班每年举办一期，学期为一年。这是一条成熟的造星流水线，艺员前期学习表演、台词、舞蹈、武功、编剧理论、摄影概论、电视工程等基础知识，后期是表演实习，中间经过多次考试，优胜劣汰，毕业者即成为“无线电视”和“邵氏兄弟”的签约演员。
或许连邵逸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原本自产自用的明星培养基地日后竟然撑起了香港，或者说是整个华人演艺圈的半壁江山。此后，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华语影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有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TVB当家台柱；有的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华人明星；还有的成为了在华语影坛乃至国际影坛上享有声誉的大导演、制作人。他们中有我们熟悉的周润发(1974年第3期)、陈玉莲(1977年第6期)、汤镇业(1979年第8期)、黄日华(1980年第9期)、苗侨伟(1980年第9期)、刘德华(1981年第10期)、周星驰(1982年第11期)、梁朝伟(1982年第11期)、刘嘉玲(1983年第12期)、杜琪峰(1975年第4期)、关锦鹏(1976年第5期)，可谓是人才辈出、星光熠熠。
1980年，“无线电视”董事局主席利孝和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利氏家族和美英资金不愿派人入主无线，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接任了董事局主席一职，开始全面掌管TVB。此时，一直与TVB为赢得收视率而争斗不断的“丽的电视”(亚洲电视的前身)也借着TVB易帅之机，步步紧逼，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收视大战，欲彻底将TVB“斩落马下”。“新帅”邵逸夫则以大将之风从容应对，他集中力量经营所属的电视明珠台(英语)和翡翠台(粤语)，在电视业务发展方面锐意革新，大刀阔斧地重新排兵布局，将“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艺术界的精英网罗到门下，力阻“丽的”的强大攻势，最终击败了“丽的”，为无线挽回了颓势。
正如当年拍摄邵氏电影一样，邵逸夫大胆启用各有所长的多方面人才，拍摄制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不但在港岛独占鳌头，更是将影响扩及中国内地及台湾、澳门，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万水千山总是情》、《霍元甲》、《上海滩》、《火凤凰》、《京华春梦》、《射雕英雄传》等巨制在香江掀起一轮又一轮收视狂潮，此后，这些经典剧集更是红遍华语电视圈，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内地和东南亚引发了万人空巷的盛况，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此后，TVB节目制作始终走在华人电视业的前列，武侠剧、家族剧、商战剧、警匪剧、生活剧、爱情剧、喜剧等各类型剧集均有不俗表现，影响深远，久播不衰。1987年，邵氏停止了所有电影制作，至此，曾在电影王国中煊赫一时的邵逸夫，激流勇退，淡出影坛，正式将事业的重心转向电视业，并创造了一个电视王国的辉煌史。一代电影王国——“邵氏”，虽然已经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而产生而发展而辉煌而消逝，但是它留在几代人头脑中的记忆，永远都不会消逝，“邵氏电影”永远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TVB在香港电视圈是绝对的一枝独秀，在收视独大的局面下，邵逸夫并不满足于现有成绩，十分注重发掘和培养人才，不仅为香港影视圈输送了大量人才，也捧出了大批红星。
男星最为观众熟知的，当为周润发之后的“无线五虎将”——黄日华、刘德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和梁朝伟如今已是顶级巨星，而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偶像明星，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黄日华塑造的正直英武的大侠郭靖，苗侨伟塑造的风流倜傥、亦正亦邪的“小王爷”杨康，汤镇业的“风流公子”段誉的形象至今为人们奉为无法取代的经典。
女星方面，在汪明荃、赵雅芝、郑裕玲这三位公认的“阿姐”之后，相继捧出了陈玉莲、曾华倩、戚美珍、黎美娴、刘嘉玲、蓝洁瑛、周海媚等明艳动人的“当家花旦”。邵逸夫推动的TVB一年一度的选美盛事——“香港小姐”，同样也制造出不少当红女星，多年来，“香港小姐”评选一直是香港娱乐界的一大盛事，这不仅给邵逸夫带来了重要的商机，而且还为TVB提供了艺员后备力量，如赵雅芝、李嘉欣、张曼玉、袁咏仪。这些风华绝代、各具特色的无线花旦无疑是TVB最靓丽的风景。
邵逸夫亲手打造的流行乐坛“四大天王”
20世纪90年代初，TVB创办了“劲歌金曲”这一经典栏目，邵逸夫更是以独道的眼光将黎明、郭富城、张学友、刘德华力捧为流行乐坛的“四大天王”，并在当时年轻人中引发追星狂潮，结果四人在乐坛火速上位，并成长为香港乃至华人娱乐圈里呼风唤雨的巨星。而“四大天王”这一称呼更是延用至今，即使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今天，他们的影响力也丝毫不减当年！
紧跟潮流是TVB经久不败的秘诀。邵逸夫将自己的经营之道比作女士选择高跟鞋，一会儿粗跟，一会儿细跟，美与丑的取舍只在于是否合时宜。几十年来，邵逸夫的影视王国，不仅为他积聚了巨额财富，还造就了大批观众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影响了几代人的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更为亿万观众带来了无限欢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与时常出现在娱乐版头条的明星身份相比，邵逸夫或许更愿意被视为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对成本锱铢必较，老一辈港商的致富之道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邵逸夫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他少年入行，甘愿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学习各种业务技能，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等，电影制作的每一个方面和环节他几乎样样内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他更是行家里手。
青春年少他与兄长一起远赴南洋打拼三十余年，积累起不菲的身家，却在天命之年选择赴港“创业”；在事业已处于巅峰之时，他又毅然淡出拼搏了近50年的电影业，转而进军新兴的电视业，那时的他已年过古稀。即使忽略掉他所创出的那一番业绩，他的魄力、胆识与毅力也值得今日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一代景仰和学习。
邵逸夫一生信奉“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他认为自己的财富是取之于民众的，理应用之于民。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之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20多年来，邵逸夫一共向内地捐助了30多亿港元，兴建了5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以“逸夫”二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即使已过耄耋之年，邵逸夫依然身体力行，多次亲临内地视察捐赠项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邵逸夫可谓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新发现的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邵逸夫奖”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奖金100万美元。如此巨额奖金足以媲美被视为国际最高自然科学奖项的“诺贝尔奖”，因而被称之为“21世纪东方的诺贝尔奖”。
邵逸夫有一个有趣的英文名字叫RunRunShaw，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有多个版本。一说他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勤杂工，在他大哥邵醉翁手下鞍前马后，如同一个跑腿的小厮；一说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时，常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送拷贝；邵逸夫自己的解释则是他原名邵仁楞，上海话“仁楞”与英文RunRun的读音相近。但无论是哪一个原因，邵逸夫的人生就是这样，一直处于奔跑状态。即使是在已逾百岁的今天，他也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作为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粤语内容资料库、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华语传媒、亚洲最大中文节目内容的供货商，邵逸夫所执掌的TVB王国在香港地区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地位，“邵氏出品”的影响力，是无法用语言来估量的。可以说，作为无线及邵氏两大媒体娱乐王国的掌门人，香港乃至全球最高龄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邵逸夫缔造了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已过期颐之年的他，在香港的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即使再过一百年都不能被忽略的标杆性人物。
——选摘自《亚洲华人企业家传奇》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