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职业经理人网投稿文章。(作者:廖小华 )
“管理”不是控制、驾驭，只知控制的管理者，不是优秀的管理者
管理，其实我非常不喜欢“管理”这个词，特别是“管”。这个从竹管、管子、水管的“管”引申出的动词，很自然、很形象地让人联想到管控、控制、自上而下的方式。而英文中的manage，更多时候是run，cope的意思，run是一个积极地词，让某个东西顺利地运转，而cope更像是消极的应对和处理。
我想，一个人说自己在管理的时候，自然而然将对管理的对象，不管是人和事，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说自己在manage的人，恐怕对manage的对象更多是一种平视，而非俯视。但在中文里，我们又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词语来对应manage，我觉得，这种语义上的细微差别，将使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有趣的变化。
德鲁克先生的不朽著作《管理：使命、责任与实践》，把使命放到了管理的几大要素的最前面。确实，一件事，我们首先得明确自己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再去思考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达到。因此明确管理的使命成为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在使命都未明确之前去谈方法，谈技术，到最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恐怕也不自知。
企业管理的使命是什么？德鲁克先生开宗明义：企业的经济成就、富有活力的工作和职工的成就、对**的影响与责任。我想第一个使命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因此德鲁克把经济成就放在了三大使命的前面。我们如何完成这些使命，用怎样的方法，怎样的方式可以更出色地到达目的，我想所有的管理著作都试图在探讨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德鲁克并没有就企业的使命一题给出出人意料的答案，这个答案甚至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到了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地步，不就是赚钱吗？但德鲁克为什么一再强调管理的使命呢，不惜花掉巨大的篇幅和精力去阐述管理的使命。大概是因为我们有时太健忘，在路上行走时总是忘乎所以，往往忘记了初始的目的地。
有人给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在既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恰当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大的产出或者效益。其实管理学又何尝不是如此。但我们首先得明确我们需要怎样的产出，怎样的效益。人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动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求，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对一件相同的东西，有的人可以为其舍弃生命，有的人却弃之如敝履。因此，经济学把产出定义为个人的满足视为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这样更贴合现实。
如果你常逛书店，并对经管类书籍有一定兴趣的话，一定会记得这一类的名字“向刘邦学管理”，“向秦始皇学管理”，向朱元璋康熙李世民等等学管理一类的书籍。按大部分中国人对管理的理解，如本文第一段的阐释，我想这些帝王在他们眼中是毋庸置疑的管理大师，君临天下，统御亿万人民，杰克韦尔奇的组织能达到这样的成就吗？但我们必须回到管理起初的位置，管理的使命是什么？统御和管理是一回事吗？帝王术和管理的区别在哪里？
当我们回到管理最初的位置，探讨帝王术与管理的使命的时候，这样的差别是一目了然的。汉高祖刘邦还是亭长的时候，看见秦始皇的銮驾，叹一声：大丈夫当如是。这句话恐怕成了中国几千年有志青年的座右铭。管理，是为了获得组织最佳的绩效，而帝王术，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私欲。当然，这两个目标很多时候是重叠的，因此帝王术和管理学在某些领域是互通的，帝王术于管理而言，是有某些可以借鉴的地方。但权力毕竟是一个危险的东西，如果使用不当，当事人难免走火入魔。因此，我们有必要理清帝王术和管理的差别。
帝王统御一个国家，为了满足个人以及家族的利益，他们的活动是以自己的九五至尊的地位为导向的。他们只要能够保持自己现有的地位，就足以满足自己所有的欲望，因此，他们的目标是以行政安全为第一的。统治，本来就是目的，保持自己统治的地位，成为最主要的工作。而让人民富足，不饿肚子，不造反，不过是为了保持现有地位的手段而已。所谓太平盛世，也就是不出什么乱子，安全，稳定，就足以让他们满足，中国*家的理想不过如此。
围绕这个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技术手段，这就是帝王术，如户籍制度，保甲连坐把人民绑起来，终生不得离开原地，我看不到这样的制度除了对**安全有作用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好处，它几乎窒息了整个**的活力，妨碍资源和人员的流动，也防止了任何有效率的生产试验的成功。又如分而治之，马基雅维利叫“di*ide and rule”，利用官僚或者诸侯的派系，用一派压制另一派，帝王自己从中渔利。
当一派消失后，为防止胜利的一派独大，又树立另一派与之抗衡，也叫平衡之术。汉朝皇帝利用外戚制衡官僚，当外戚嚣张的时候，皇帝又利用太监制衡外戚，于是造成外戚、宦官乱政的恶性循环。朱元璋怕宰相专权，取消宰相，但又让大学士，自己的私人秘书代替宰相的职责，造成张居正的尴尬局面。当私人秘书大学士专权的时候，皇帝们走投无路，只好投靠太监，于是魏忠贤等辈又出来危害人间。雍正皇帝害怕官僚把自己架空，成立军机处，但军机处不是官僚吗？还有科举制度，几乎就是利用平民来制衡官僚，防止士族的形成，而毛主席更是此种高手。中国公司里的派系斗争，难道和这种平衡之术没有任何关系吗？还有流官制度，频繁调动官员，以免形成地方势力，抗衡中央。一任官员即便是清廉无私，他也很难在这样的制度下去实施较为长远的规划，由此造成官僚行为短期化的趋势更是为害甚烈，以至于黄宗羲将这样的官僚比作“流寇”，刮一层地皮就走。
当帝王在打天下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打败敌人，为此必须激发军队最大的潜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管理案例，如设置激励制度，知人善任。但一旦天下一统，他们的目标就成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个过程中我们与其说他在管理，不如说他是在统御、统治。统治统御与管理的差别，是由其使命和任务的差别所决定的。这种以安全为第一目标的技术，能实现的不过是个人欲望无限满足而已。而为了安全，他们是以牺牲绩效为代价的。而人民福利、**繁荣都成了可以忽略的目标。
我已经说过，我不喜欢管理这个词，因为“管”太注重于控制、驾驭，很多时候是以牺牲绩效为代价，只知控制的管理者，绝不是称职的管理者，比起那些立志实现德鲁克所说的“富有活力的工作和职工的成就、对**的影响与责任”的管理者来，甚至是委琐。而各种“向帝王学管理”等书籍的流行，可能正是因其暗合了我们对“管理”一词的理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