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生在小企业的故事，但它却反映出一个大议题。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目前的中小企业具有如此的普遍性，以至读完故事，我还以为是一个以我了解的企业和人物原型展开的故事。之所以说这是个大议题，因为“夹杂”在这江南雷雨中的人和事讲述的是企业治理的大问题。
提起企业治理，人们首先会想到大企业才会涉及这种问题。其实不然。清晰的治理结构以及以此为依据而确定的投资者等各方人员的责、权、利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本法”。不按照“基本法”行事，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会出现重重矛盾，以至曲终人散，各奔东西。
故事中的“梦之队”带着创业的冲动和“珠联璧合”的人员组合，创建了泰通。每一个创业者带到这个新企业的除了资金、技术和充满浪漫色彩的创业激情，还有自己对“企业”的理解。但是，三人并没有就各自的理解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只是把责任因人而异地做了分工。
工厂被迫要搬家。第一个矛盾也就被推到了他们的面前，黄松柏认为安全生产是开办现代企业的基本原则，提出要在新厂房全部使用防火防爆装置；而伍跃进则认为在这样一个过渡性的厂房里花这么多钱不值得，何况泰通当年并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两者的矛盾凸现出了如下问题：对于不在预算内的支出，管理者应有多大的决策权限？股东（董事会）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一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的现实面前，伍跃进把问题化解为总经理的职责，使矛盾得以“有效”地规避，但彼此都因对方的态度而心存芥蒂。
企业经营成本的不断扩大又把第二个矛盾横在了他们面前，而且问题越发敏感。伍跃进的多重角色甚至人格都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在泰通他既是股东又是管理者，同时也是旭升公司的业主。做为销售和服务的主管，他的业绩指标是如何制定的？泰通是否有相关的职务消费和客户消费的规定？由谁来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谁对这些规章制度有解释权？当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的时候，新的问题就随之产生了。伍跃进很少在泰通露面，他在忙些什么？他把多少精力花在泰通上？他的奥迪A6真有必要吗？他那成沓的招待发票都是为了泰通的业务吗？当伍跃进对泰通的贡献受到创业伙伴的质疑时，这个靠激情、靠觉悟而不是靠“基本法”建立起来的企业的根基就受到了动摇。
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又将矛盾集中在德高望重的严老教授身上。尽管一番调查洗清了老教授“一女多嫁”的嫌疑，但是围绕着技术管理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按照泰通创建的方式，严祖麟的技术已经是公司的技术了。技术管理也就成公司行为而不能按个人意见而定。技术改进上的问题也该是公司的问题而非严老先生的水平问题。
这个故事之所以有其普遍性，就在于我们的很多企业都是在模糊的治理结构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在转型期的中国，没有多少公司是把所有治理关系都理顺了、把管理规范都建好了才开始运作的，但这并不等于这些事就不重要。没有企业“基本法”的建立，至少会大大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且不谈它还可能使一个企业垮台。很多企业在没有理清治理结构、没有管理制度的情况下靠“觉悟”也能运行，但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觉悟”可以提倡但决不能成为公司顺利运行的保障。
如果故事中的三位主人公不能解决泰通管理中最根本的问题，黄松柏应该考虑另谋高就。毕竟创业并非事业成功的惟一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