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钱，他把修道院的门窗连同彩绘玻璃大窗统统用砖砌死，既可以免税，还便于保存，他还有八、九十公顷草场；1793年，他在那里种了3000株白杨。他现在住的房子也是他买下的产业；这些都是面上的财产。至于他手头的资金，只有两个人知道大致的数目：替葛朗台先生放债的公证人克吕旭先生和索缪城里最殷实的银行家格拉珊先生。葛朗台只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才私下里同格拉珊做点赚钱交易。在法国内地，若想得到别人的信任，或者若想发财，就得像克吕旭先生和格拉珊先生那样守口如瓶。尽管他们从不露半点口风，但是他们公然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也足使旁观者揣度前任市长财力的雄厚。
葛朗台先生从不欠谁的人情；为了收成，要制作1000只酒桶还是500只酒桶，老箍桶匠兼种葡萄的老手，计算起来精确得好比天文学家；他从来不曾打错算盘，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还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并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200法郎一桶他再抛出，而一般小地主早在五路易一桶时，就把酒售空了。所以葛朗台先生博得大家的敬重。1811年的收成是臭名远扬的，那年他明智地紧收慢放，把货一点一点卖出去，一次收成就给他赚了24万法郎。
说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像猛虎，像大蟒。他懂得躺着、蹲着，耐着性子打量猎物，然后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的钱袋，把成堆的金币往里倒，接着又安静地躺下，像填饱肚子的蛇，不动声色地、冷静地，按步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他从谁跟前走过，谁不感到由衷的钦佩？对他既抱几分敬重，又怀几分恐惧。在索缪城里谁没有尝过他利爪的滋味？抓一下让你疼得入骨三分。市面上难得有哪天没有人提到葛朗台先生的大名；连晚上街头的闲聊也少不了要说起他。当人们打完一局纸牌，或者谈过一阵葡萄种收的时候，自作聪明的人们会说：“葛朗台老爹？……总该有五、六百万吧。”
只进不出的原则
葛朗台先生的一言一行如今成为人们判别是非的规范。他说什么话，穿什么衣裳，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于眨眨眼睛，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人人都像自然学家研究动物本能的作用那样，研究葛朗台，并能从他最琐细的动作中发现深邃而无言的智慧。人们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爹戴皮手套了：赶紧摘葡萄吧。”“葛朗台老爹买进大批板材，今年酒的产量一定可观。”葛朗台先生从不买肉和面包。他的佃户每星期给他送来足够的食品，阉鸡、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都是用来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缴纳租金之外，还亲自登门拿小麦去磨，然后给他送回麸皮和面粉。他们家只雇用一个老妈子，人称大高个娜农，她尽管上了年纪，每逢周末还亲自做一家人吃用的面包。葛朗台先生跟租他菜园的菜农说好，要他们供应蔬菜。至于水果，他的果园收成之多，大部分还得拉到市场去出售。取暖用的木材，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或烂掉一半的老树上锯下来的；佃户们把乱枝截成一段一段，用小车运进城，给他在柴房里堆好，讨他说声谢谢。
他的众所周知的开支，无非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花销以及教堂坐位的租金；还有大高个娜农的工钱，买灯烛、给锅子镀锡、纳税、房屋修缮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他最近又买进一片360多公顷的树林，委托一位邻近的居民代管，他答应付代管费。自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他才吃上野味。
让他人难以琢磨
老先生生活上很不讲究，话不多，通常只用一些简短的现成的句子，轻声说出自己的想法。打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每逢必须长篇大论或探讨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马上会结结巴巴、含糊其辞，弄得听的人很吃力，还不得要领。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连篇废话，缺乏起码的逻辑，人家以为是他缺乏教育所致，其实他是装出来的。另外，凡遇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要他对付、要他解决，他惯于搬出四句像代数公式一样准确的口诀，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瞧吧。”
他从来不说“是”或“不是”，也从来不落下白纸黑字。有人跟他说话，他只冷冷地听着，右手托住下巴颏儿，肘弯支在左手背上；而且无论什么事，他拿准主意之后就决不反悔。哪怕一笔微不足道的生意，他都要盘算半天。当他的对手经过一番勾心斗角的谈判，自以为没有露出半点口风，而其实已经给他摸清底细，他却回答说：“这事我得跟内人商量商量，现在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妻子早已给他压迫得成了百依百顺的奴隶，在生意上却是他最合适的挡箭牌。他从不上别人家去作客，也从不肯应邀赴饭局或请客吃饭。他从不大声喧哗，仿佛什么都讲节俭，连动作都力求省劲儿。由于他始终尊重所有权，所以他决不乱动别人的东西。然而，尽管他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举止稳重，箍桶匠的谈吐和习惯仍不免有所流露，尤其在家里，不像在别的地方那样因顾忌而克制自己。他的言谈举止，乃至于走路的步态，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始终一帆风顺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所以，葛朗台先生尽管表面平易近人，骨子里却有一股铁石般的硬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