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lziel：公司领袖与政治领袖都必须非常谨慎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大型公司的CEO应该密切关注公司可能带来的社会效应。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型跨国公司大多数对其长远的社会影响都非常重视。作为一个大型公司领袖，应当尽可能广泛地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意义，并在制定决策时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公司领袖与政治领袖的差别在于，政治领袖的功过可能只有在其任期结束后才被全面评价，而CEO必须时刻对其掌管的组织的表现负责，因此公司领袖对使用权力应当更为谨慎。
GE:跨国公司如何解决“要不要本土化”的问题？
Dalziel：对于跨国公司的各地分公司而言，选拔本地管理人才和进行空降都有其各自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培养领导力时具备一种整体性的视野。空降管理人才的传统会在维持公司的长期战略方面产生困难，而本地人才则有可能产生文化上的沟通问题。解决方案是使团队尽可能多元化，优化内部沟通渠道，增加组织流动性，把本地人才放到世界各地去锻炼，使公司具有更好的国际化氛围。
GE:对中国本土公司的领导人有何建议？
Dalziel：过去几年中，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中国公司开始重视在公司管理的“软件”方面进行投资，对组织和流程进行重新塑造。但目前看来，许多公司的管理改革效果并不好，其原因可能在于没有意识到对人本身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如果人的行为和习惯，包括领导者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外部流程的改革实施就会遇到困难。因此，中国公司应当更为注意领导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