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一点，企业家的执行能力与企业的执行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企业家的执行能力是个人能力，而企业执行能力是组织能力或制度性的能力。
企业家的执行能力是人治，而制度性执行能力是“法制”。人治的企业家能力通常是用“能人”，背后的哲学思想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制度性执行能力背后的哲学思想是：人是一定要犯错的，所以用人就一定要疑，要建立一套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基业长青》一书的作者吉姆?柯林斯从400多位声名显赫的美国企业巨头中评选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位CEO（见《财富》中文版9月刊）。令人意外的是，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并未入选，如世界首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通用电气公司前CEO杰克?韦尔奇等。
相反，上榜的10位企业家有人当初根本就没想到自己是当CEO的料，例如波音公司总裁比尔?艾伦。柯林斯指出，这十大CEO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建立了在自己卸任之后，公司依然能够长久兴旺发达的企业机制；他们专心致志地构建一种大而持久的制度，并不刻意成为伟大的领袖；他们奠定了企业长盛不衰的基础，使企业能够持续发展。
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界谈执行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为了速效而牺牲对企业基业长青的“基因”（制度与文化）的建设。我们应当懂得企业持续增长的源泉，在于制度与文化对“人性中善的弘扬与恶的抑制”，只有在这样一个“道”的前提下，对执行“术”的追求才有意义。
我将上述有关执行的思考归纳为这么几点:
首先，执行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最基本的内核是什么?我总结了十六个字:认真第一，聪明第二；制度第一，能人第二。这里强调的显然是不要过分信赖个人的“聪明”和“才智”，而是要依靠制度和全体员工的认真。这同时也意味，大凡伟大的公司，文化必定是单一的，而凡是平庸的公司，都有各色花样的“上司文化”、“部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