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徐友渔发文质疑北大乾元国学教室说：“从成本计算，每月上一次课无论如何不应当是这种天价学费……从办学方来说，是在谋取不合理的、惊人的利益，从交费方来说，是用大把银子博得虚名。”他对国学俱乐部的批判则是更不留情面，认为其“搞的是‘文化搭台，利润挂帅’的俗套，明显是趁国学热火而打劫。”
平心而论，国学是否商业化以及天价学费并不应成为指摘的对象，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学对企业、企业家到底有什么价值？把国学和商业、企业管理强硬扯在一起总觉得那么别扭，如果让企业担负起传承国学抑或文化的责任有些太累了，能够传承的都是很简单而于团体有用的东西，比如基督教中的信、望、爱，孔子的“仁、智、礼、义、信”，有没有文化，与读过没读过《论语》没什么相干，如果精研《易经》可以做好企业，又何必学习德鲁克？国学是否商业化是个伪命题，如果发觉了国学对企业的效用，想不商业化也难。
我把这个想法同管理研究专家孙景华先生进行了交流，孙先生的看法可谓入木三分。
在孙先生看来，把国学和企业管理扯在一起，确实是胡来。“企业组织”这个东西，今天的中国人不熟悉，二百年前的西方人同样的不熟悉，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崭新的组织形态，当西方人不熟悉时，他们的做法是新的研究和创造，而中国人却是相反，面向过去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实在是有些搞笑了。其实，说起哲学、逻辑学等等祖师爷，是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还轮不到孔子，可是，却没见哪个西方人试图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寻找现代企业管理哲学。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和中国人其实是站在了管理学的同一起跑线上。那本流行的《基业长青》，一直成为了中国人的热门话题，可仔细一想，才发觉其实是提出了一个伪问题，瑞士的手表业存在了三百年，中国的全聚德也存在两百年了，都实现了基业长青，而且还持续增长，但是，我们却并不会谈论它们，所以，西方管理理论中，缺乏价值的垃圾理论也不少。老子的终极价值观“道法自然”，究竟对还是错？只有农民和游牧人，才会真正地遵循自然规律，假如没有自然灾害的出现，他们会祖祖辈辈地恪守一方水土、一种生活方式，可两三百年来的人类美好生活，恰好是从遵循“自然秩序”走向“人造秩序”的过程，虽然人造秩序出现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回到“道法自然”的状态中，可见很多问题，确实是来自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老子再好，毕竟是两千多年前农业时代的产物，历史是用来尊重的而不是用来模仿的。最近一个新闻说，某教师支教后，喜欢上了田园的农业生活，于是，网络上一大批人纷纷响应，批评现代中国人丢失了人间情感。显然，中国人实在是太恋旧了，一遇到新的问题，就喜欢往回跑，非常畏惧新的竞争化生活、契约化生活，殊不知学会制度化生活，才是中国人走向现代性的民众素质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