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就是一种民族性的尺度，它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证明足球存在国界这一事实。有自尊心的球员都会留在出生国，例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国家)的约克(前曼联球员)，但瑞典人埃里克松却可以出现在英伦岛，在世界杯32强中同埃里克松相似的主帅还有很多：巴西的济科说他迷上了日本式的弗拉门戈，克罗地亚人伊万科维奇(伊朗队教练)说他正在理解伊斯兰教，荷兰人希丁克说他也许会移居澳大利亚，荷兰人艾德沃卡特说他已经适应了韩国球迷的施压方式。巴西人帕克塔认为沙特人其实很内敛而有教养，并非像外界风传的那样暴发户嘴脸。法国人亨利·米歇尔现在则对科特迪瓦这个国家的印象依然很模糊。
于是，教练和球员作为全球化图景下的足球要素，存在着不同的自由度。从管理学的角度看，不同的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会反映在其商业契约里，并在其权力责任链条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BRANKOMILANOVIC在2003年出版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全球化和进球》(GlobalizationandGoals:DoesSoccerShowtheWay?)，在这篇论文里，他提到了俱乐部球员资源的流动和全球性配置，导致了一些足球弱国可以用更快的进步来挑战传统的足球强国，解释了世界杯大规模“黑马”现象的由来。但是，他没有谈到教练要素在足球资源重新分配，足球秩序重新建立过程中的表现。
由于教练要素在足球商业联赛的自由度与球员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相对球员而言，教练则并不显现和资本家谈判的优势。同时可以观察到，商业俱乐部的教练有一种权力下降的倾向。这不是由球员的不服造成的——比如弗格森(曼联主帅)型的教练就可以在任意时刻镇压球员的不满，他是带这帮孩子长大的(或者是教练过去就是伟大球员，是现在球员的儿时偶像)；而是因为，俱乐部执行委员会有一种压制教练和缩减权力的取向。这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联赛特别明显。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很多球会已经上市，受到外在财务投资者苛刻的审视。而球员们的全球化流动和配置导致了他们身价暴涨，增加了球会的财务成本，球会必须通过比赛成绩来抬升投资信心，有了比赛成绩，才可以继续编造未来盈利的神话。而教练的撤销和更迭，则可以作为这种抬升信心总策略里的一个子集，作为某种内部改革充当微调信心的工具。现任西班牙队主教练阿拉贡内斯在担任马德里竞技队教练时悲哀地说，他和他的同行正在丧失购买球员的话语权。而且，他们的薪水并非完全随行就市。
